懷舊遮蔽了真實的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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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 李雪林

李：瀰漫在出版界、收藏界、娛樂休閒界的“懷舊熱”、“老上海熱”歷經數年而不衰，最近似又有升溫的趨勢。您是否思考過，這個文化思潮的出現，有著怎樣的背景和內涵？學術界對這些零散的現象有沒有一個整體的界定？

王：上海的“懷舊熱”其實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到現在差不多有十年時間——從慢慢開始萌芽到發展成一個“熱”，到目前它還在持續，還沒有降溫的跡象。這個“熱”最早體現為文學領域中張愛玲的小說熱，隨後又擴散到對蘇青那樣的上海淪陷區作家的重新關注，她們的作品在校園和文學人口中悄悄地流行。90年代中期開始，對老上海的懷舊熱在幾個方面同時顯現出來：第一是各種各樣的文字讀物；第二是一系列消費場所，咖啡館、酒吧、飯店、歌舞廳，甚至是服裝店，“1931”、“時光倒流”、“30年代”……都是以懷舊為特色的消費場所；另外就是與這些消費場所的興起相聯繫的裝潢風氣，包括很多私人家庭、公共場所的裝潢。我們都知道，80年代中後期上海的裝潢時尚是以強調現代感、強調新奇和顏色的明亮為特點的，到了90年代中期開始慢慢有做舊的傢具出來，舊沙發、舊椅子、舊桌子、舊皮箱、舊留聲機、月份牌、黑白照片……都是新生產的東西，卻做成舊的樣子；再就是影視作品、圖像作品，廣告，首先是舊上海都市的故事背景，然後牽扯到與上海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江南舊農村的大家族，老爺、小姐們來往於上海和鄉下小鎮之間，交替出現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宅和上海豪華的洋場生活，對比也好，聯繫也好，這構成很多電影和電視作品的基本背景；最後是大規模的街區改造，整條弄堂，整條馬路的改建，改建的標準可以說就是“整舊如舊”，恢復舊上海的模樣，“新天地”就是一個例子。很多街區都以過去的傳奇故事作為無形資產，很多新開的飯館都標榜說是某某名人的公館。今天，懷舊熱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強烈的表現。

●過去歷史上實際存在的上海是一個多面體，可現在卻變成一個單面的懷舊：只講奢侈、享樂、消費的一面，而忽略了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一面

李：在這種社會生活多層面的懷舊的共同作用下，人們一提到老上海，腦海裏就會浮現二三十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灘，豪華氣派的花園洋房，以及小資情調的生活趣味，於是有一個疑問就產生了：對於一個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的舊貌，我們看到的是它本來面目嗎？聽說您最近正在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王：我們可以拿懷舊熱所講述的這個老上海的故事，與歷史記載中的上海大情形做一個比較。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實際情況到底怎樣，以各種各樣的歷史記載為依據來看，我覺得起碼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過去歷史上實際存在的上海是一個多面體，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都是多面的。前不久《上海文學》上還重新刊登過當時的一幅漫畫：黎明時分，一邊是打著哈欠的人從夜總會出來，一邊是早班的工人上班去，從這個景象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有著兩種不同的生活：一些人生活剛剛結束，一些人生活剛剛開始。這就是一個複雜性。當時的經濟有繁華的一面，也有破產的一面；從政治上來說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而且正好是日本鬼子入侵，難民大批逃到上海，逃進租界；從文化上來講也是完全不同的，有追求新奇的海派文化、講究奢華的消遣文化，也有魯迅，有激進的抗議和批判的文化，像艾蕪他們那些人，住在上海的亭子間裏，去上海的工廠裏義務給工人開設夜校。就算同樣是跳舞廳，現在一講就是百樂門，其實在工人區周圍也有便宜的跳舞廳，有針對年輕工人的各式各樣的學校——包括教跳舞的學校。可現在呢，變成這麼一個單面的懷舊，只講老上海的繁華，而與這個繁榮、富裕、紙醉金迷結合在一起的苦難、悲慘和動蕩，幾乎統統都不見了。

李：對於30年代上海的複雜性，您能再講得詳細一點嗎？

王：在20世紀30年代，可以說並存著三個不同的“上海”：一個是十里洋場的“上海”，一個是市南市北的狹窄彎曲的弄堂裏所謂小市民的“上海”，還有一個是蘇州河兩岸的工人區、棚戶區的“上海”，如果這樣說大致不錯，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懷舊的故事，都只去懷那個十里洋場的舊，而不懷另外兩個上海的舊？更進一步說，對十里洋場的生活本身，今天的懷舊熱所提供的圖像，也是非常單一的。上海從一個中國式的縣城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國際化都市，首先是由外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由“租界”推動發展起來的，因此，你可以說是因為有了洋場，有了現代的工業，另外的兩個“上海”也同步發展了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一講起上海，先想到外灘，那是很自然的。可問題是，那個洋場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除了那種半殖民地環境所造成的奢侈的、享樂的、消費的那一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方面？比方說那種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開闊的世界眼光、上海人對新奇的東西的敏感、對新的生活趣味的包容和欣賞，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鮮活的一部分。我個人更覺得，上海真正的有活力的地方，還不僅僅是創造物質財富，建工廠、蓋大樓，它還有文化上的創造力，上海從1910年代開始就逐漸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文化的生產性首屈一指。即使是當時遭到北方輿論批評的海派繪畫和戲曲，對於繪畫、京劇和其他地方戲曲的變革的影響，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上海更有很好的西洋音樂，出版業非常發達，各種新的思想，譬如馬克思主義，都能在上海迅速流傳，陳望道就是在上海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而且，對這個時代的最激烈的批評也大多是在上海產生的。這就是上海啊，上海當時能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就跟這種文化上的開放相關。可你看今天，一講十里洋場，就是房子怎樣考究，大廳什麼地板，吃什麼樣的西餐，這當然是洋場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洋場最重要的賴以存在的東西。同樣重要的是，既然講洋場，就應該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講這洋場裏培養出來的奴性和勢利眼，如果這些都不講，光講洋場的消費時尚，那就是嚴重的歪曲了。

●當“懷舊”一步步被整編成一個“熱”，一種時尚，最初它所包含的文化和
思想的多樣性就被消解掉了

李：懷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的一種感情需要，當他對當下的生活狀態不滿的時候，很容易懷念過去。90年代以來的懷念老上海在開始的時候是不是有對抗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的一面？可是為什麼它發展下去卻越來越時尚化，越來越單面化，與廣告、MTV這些所謂工業文明的產物走到一條路上去了？

王：你使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老上海的故事（有一套書就是用的這個名字），都是講階級鬥爭，講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講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30年之後，再來回憶老上海的時候，焦點完全轉到了另一面，好像完全沒有了苦難，只有繁華和富裕。如果說五六十年代的那種歷史記憶是片面的，30年後這好像轉到了相反方面的新的歷史記憶，同樣是非常片面的。更重要的是，90年代以來的懷舊熱的變化有一個過程，本來可能是自發的分散的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懷舊的情緒和表達，一步步被整編成一個“熱”，一種時尚，而在這種變化過程當中，最初的那些懷舊衝動所包含的文化和思想的多樣性就被消解掉了。嚴格地講，懷舊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各個國家各個時期不一樣，現代的最早的懷舊當然是懷被工業文明污染之前的舊，那是從歐洲開始的，一般也不會去懷都市的舊，在一個高速運轉的現代都市生活裏面轉暈了，人們會懷念安靜的、恬淡的、節奏緩慢的生活。你說的話有一點是對的，開始的時候肯定包含對當代生活的不滿。但是上海的情況有點不同，上海是一個過去曾經相當發達的地方，後來因為封閉而落後了，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再來講上海的發展，講上海要重新成為東亞最大的城市，這個“將來”就勢必會和“過去”奇特地重疊，而對上海的過去生活的描繪，就不止是單純的歷史描述，一定會成為對當代生活的暗示。在這個意義上講，如何敘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為了如何想像未來上海的問題。

李：從您的分析可以看出當下對於舊上海的懷念在很大程度上其實虛構了一個虛假的舊上海，人們對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記憶是扭曲的，懷舊使得一個複雜的時代的記憶簡單化了、片面化了，這種單面的懷舊對於處於懷舊情緒中的人、對於當代生活會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呢？

王：一旦你的歷史記憶狹窄化了以後，一旦你覺得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那樣一個繁華的世界，沒有別的東西，這座城市裏只有快樂和光明，沒有夜幕下面的有色的乞討者，你就很容易對現實的生活也發生錯覺。實際上我們今天上海的生活，也和歷史上的情形一樣，是非常多樣的，有很明顯的發展，也有許多問題，有城市硬體的不斷膨脹，也有軟體上的空虛、欠缺，這是今天的生活的真實情況，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如果總是要把對生活的那種多樣性的感受、把你對現實的複雜的體會簡單化，甚至將它們統統收編成一種單向度的欣喜、感慨、快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所以批評目前的懷舊熱，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歷史總是和現實直接相關，人總是不知不覺地在歷史的比照下理解現實，你對歷史的記憶越是豐富多樣，你在判斷現實生活的時候就越容易清醒，越有可能發現並克服生活中的缺陷和陰暗面。

●如果文學不能創造出與“當代潮流”不同的趣味、悟性和想像，不能向社會提供一個比時尚勾描寬廣得多的精神視野，它的價值就相當可疑

李：在這種單一的懷舊裏，有些文學卻成為展現舊上海“魅力”的一種手段，您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又從文學角度介入文化研究，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王：對於這樣的作品我稱它們為讀物而不是文學。好的文學永遠是向這個社會提供複雜的精神的、趣味的圖景，這是人類需要文學的一個基本的原因，也是文學的基本價值所在。在今天，如果文學不能創造出與“當代潮流”不同的趣味、悟性和想像，不能向社會提供一個比時尚所勾描的寬廣得多的精神視野，它的價值就相當可疑。所以，文學在本性上講起來，是很難被一種統一的力量所利用的，即使被一時利用，也不能長久，因為它本身很多樣。90年代中期以來，重返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的現實，重建對最近二十年社會巨變的深入了解，越來越觸目地凸現為文學河流中兩道互相引發的激流。這“生活的現實”絕不僅僅是指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更是指我們的整個生存狀態；“二十年社會”的“巨變”也不僅僅是指發生在這二十年裏的事情，還包括這巨變背後的歷史和國際因緣。因此，這個“重返”和“重建”就不是簡單地去記錄日常生活、揭發社會弊病、暴露現實問題，而是要通過對生活的重新想像和刻畫，打開洞察當代中國人基本生存狀況的審美門戶，開闢據此深思我們的現實、將來和過去的精神思路。王安憶最近的創作表現得就相當的鮮明，從《長恨歌》到《富萍》到《上種紅菱下種藕》，可以看出，她似乎有意要和那些渲染風花雪月、美人遲暮的老上海故事拉開距離。她執意遠離“物質主義”和“強勢文化”的籠罩，把注意力掠過洋場，下落在截然不同的人事和風俗當中，力圖創造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上海故事。我覺得在今天，王安憶最近的這些小說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體現了文學對時尚的那種反抗的本性。王安憶當然不是惟一這樣的作家，因為我相信，優秀的作家永遠都是別具慧眼的。

《文匯報》2002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