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第三章 城市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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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想像──城市滲透文本／文本重塑城市

文本通過語言和文句去營造它的結構，而城市則通過街道和建築物(城市的符號)來塑造自身的形象。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於《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中說：「城市若夢」。夢中的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後隱藏的慾望或恐懼；城市亦如是──看得見的城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隱藏在表面景觀後的隱形城市。「世間所有都隱藏了一些東西」，我們在理解文本時必須尋找藏在字裡行間的訊息，閱讀城市也是如此的嘗試──設法撥開雲霧，拆解圖謎(rebus)(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p. 44)。所以，巴特(Roland Barthes)會說「城市如文本」，沙柏(William Sharpe)和華洛(Leonard Wallock)也比喻「城市就像一個文學的文本」。「文本……就是協調生活經驗的過程」(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頁327)，而城市的形相則「於文字的建構中再度顯映和改造」(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頁342)。

──城市的可讀性

文本為城市創造了一個想像空間，使讀者能夠「透過文字的肌理去感受周遭環境的變化」(陳清僑，頁408)。在「文字虛構的空間裡」，城市的一切往往「顯得更加實在」(陳清僑，頁412)。然而，我們並非從寫實主義的角度出發，鼓吹文本必須如實地反映現實中城市的面貌。反之，城市的可讀性正是在於文本能夠「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讓其經營出一種閱讀城市的新經驗，教會讀者「從不同的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董啟章，頁395)。陳少紅在其文中就清楚表明，文本「不但實踐了作者內在自我對城市的經驗，同時也折射了社會、文化種種外在因素對他的撞擊和啟發」(董啟章，頁343)。因此，套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文本的空間並非為城市設立了一個難以逃逸的框架，相反的，城市經由文字的記載而得以轉化成一種「綿延的經驗」；換言之，城市經驗透過文本的重組而變得清晰，城市本身也透過文字的表述而重獲新生。

董啟章以《酒徒》、《我城》和《剪紙》為例，試圖說明作者如何通過文本重整和創造一個你我生存的城市──香港。他認為《酒徒》是「一個重新組合都市感官和體味都市存在的範例」(董啟章，頁398)，而《我城》則以「零度經驗」去重新感受城市。所謂的「零度」並非指完全抹煞既有的某些經驗，而是在文本的空間內「去除習以為常的經驗障礙」「以首次看見一件事物的態度去觀察它的外貌和理解它的特性」，「重新體驗現實世界」(董啟章，頁400-1)。正是這種經驗，所以西西的香港故事在重組城市經驗之餘，同時也「反過來模塑和轉化讀者所認識的現實經驗」(董啟章，頁399)。同樣地，也斯的《剪紙》以分解和拼合的意象來說明文本本身「是一種『剪紙』遊戲」，城市的種種荒謬通過文本的「剪紙」遊戲，「在拼貼中得到想像性的處理」(董啟章，頁403-6)。同時，在拼合的過程中，城市經驗得以「繁衍和深化」，所以小說更傳神地探討了城市問題。由此可見，城市藉想像的空間使讀者能夠重新觀察城市，體會那些平時被我們忽視的城市經驗。

──城市的可詮釋性

如果說作者創造了城市的文本，那麼讀者則參與了重構文本中的城市。在閱讀的想像過程中，讀者「也許可以找到面對眼前的現實的根據點，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董啟章，頁395)。可以說，如同文本一樣，城市也能擁有多角度的詮釋。因為城市本身就像一個開放的文本(open text)，在文本的想像空間裡，不同的讀者因為自身的經驗不同而得出因人而異的城市景觀和經驗。「都市的流動情態與文本的變幻姿勢，相互影響和滲透，不斷為今日讀者……築造一種開放而豐富的閱讀機會」(陳清僑，頁417)。正因為城市有這種「特殊的空間感，有結構、有位置、有取向、有無盡想像的可能性」(陳清僑，頁409)，所以，無論哪一種文本面世時，總會「擁有眾多相異的詮釋和讀者」，每一個讀者都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依從自己的角度去詮釋他從文本中得到的城市經驗或訊息。當一個文本的演繹者越來越多時，人們的「視野將得到不斷的擴展和補充」，在對城市生活的反省、詮釋的同時，也能「界定自己的位置」，「進一步塑造了城市的現狀和個性」(陳少紅，頁342)。

以西西的《我城》為例，不同的讀者／詮釋者／評論者都會就所展現的城市擁有各自的看法。陳清僑認為小說為香港城市速寫了一份草圖，他引用何福仁的論點，說明《我城》如同《清明河上圖》，「以手卷的美感形式透視我們在閱讀……時所經歷的圖象築造和感應過程，使都市景物人事的展合，一如同小說文字姿態的收放，一切皆流，一切皆變」，在流變的同時塑造了「一幕幕跳躍而流動的都市拼圖」，使「港式都市動力的特殊形式世界」通過文字的想像而活躍於讀者的眼前(陳清僑，頁414-6)。而董啟章則表示自己並非想通過文本去了解六、七十年代香港城市生活的現實經驗，他以《我城》中的「零度經驗」，企圖說明從中他學會重新體會現實的生活空間。「西西採用了一種與現實經驗保持距離的語言」，與讀者「共同在文本的空間內……共同創造現實世界以外的想像世界」(陳清僑，頁399-401)。從兩者的論點可見，城市文本的意義「並不在乎文本是否肯定文本以外的人間世」，而在於「讀者在投身於文本的閱讀，致力開拓及遊歷於論述空間之際」，是否願意與作者(或其他讀者)「共同參與締造(想像)的文本網絡」，使城市從平面變得立體，在文本網絡「衍生的論述空間中」變成「生命以及美感經驗的文本符體」(陳清僑，頁418)。


本節要點：

「城市若夢」，如同詮釋夢境一樣，我們在閱讀城市文本時，必須設法尋找隱藏在字裡行間的訊息。


城市的可讀性並不在於文本是否如實地反映現實，而在於文本如何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經營出一種閱讀城市的新經驗，教會讀者從不同的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


文本的空間並非為城市設立了一個難以逃逸的框架，相反，城市經驗透過文本的重組而變得清晰，城市本身也透過文字的表述而重獲新生。


在閱讀城市的過程中，讀者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讀者可在閱讀中找到面對現實的根據點，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與作者共同重構文本中的城市。


城市是一個開放的文本，能夠容納不同的詮釋角度，在文本的想像空間裡，不同的讀者因為自身經驗的不同而會得殊異的城市景觀和經驗。當一個文本的演繹者越來越多時，人們的視野將得到不斷的擴展和補充，在反省、詮釋城市生活的同時也能界定自己的位置，進一步塑造城市的現狀和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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