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摩登　

文/夏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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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一直是一個領導性城市。上海在鴉片戰爭後成為通商口岸，逐步被英、法、美等國瓜分為數個租借區。在一次大戰的空檔中民族資本崛起，上海成為貿易、金融與交通的中心，是亞洲第一大港，當然，也是東亞的殖民港市。一九四七年，上海人口僅佔全國的0.9％，竟集中了全中國60％的工廠和61％的工業勞工。這裡是老上海的十里洋場，也是「馬路天使」的資本主義悚夜之城。
四九年革命後，上海的工業產出佔了全中國歲入的五分之一，在工業組織上與產業結構上改造，由消費城市轉化為生產城市。到了六零年代，上海已是中國第二大鋼鐵城市。一九七八年，二級產業的比例上升為77.4％，三級產業卻只剩下18.6％。在國際冷戰所造成的封閉形勢下，三十年間，國家賦予上海的都市意義，從一個金融貿易中心戲劇性地轉變為國內工業產品的生產基地。

在與中央的關係方面，上海也一直是全國歲入貢獻最大的城市，在五八年到八二年之間，上海平均每年上繳85％的財政收入給中央政府。為了平衡區域間的發展落差，上海創造出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8％，卻相對只得到國家3％的投資。而投資又偏重於工業生產，輕忽城市的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長期城市建設投資不足，城市生活環境的品質惡化，最後，嚴重的都市問題，反而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到了經濟改革開放初期，東南沿海經濟特區開放，成就了深圳等城市的經濟奇蹟，上海在經濟上的重要性驟降。然而，在經歷八○年代的停滯後，上海在九零年代展現了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尤其在高科技產業及金融服務業上，再次成為引導全中國產業發展的龍頭。而上海的浦東發展計劃，更吸引了各方的注目。全世界都在關心，上海的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因為大家知道，東南沿海經濟特區的開放只是中國的「實驗」；而以浦東做為櫥窗，上海的開放，則標誌著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政策，已明確由過去的國家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轉向！有意思的問題是，上海的都市空間改造計劃，是如何做為一個政治策略？引領全國的方向，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又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浦東計劃表現了上海城市跨越黃浦江的往東擴張與基礎設施的大幅投資。新機場、深水碼頭、發電廠、地鐵、輕軌、污水管道、數座新大橋、數個經濟技術開發區與陸家嘴金融中心的建設，再加上，舊城改造、大規模動遷、與住房改革都在在表現了上海都市再結構的地方政府能力，這真是城市的脫胎換骨。

主導上海發展的主體是地方政府，或者說，地域國家。地方政府一方面引導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主動激勵市場，突出上海在金融商務等服務業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也積極引導城市空間的再結構，以克服各種阻礙經濟發展的都市問題。為了適應全球資本主義，與毛時代的國家政治相較，中國在經濟政策方向上做出了巨大轉變，國家扮演了關鍵角色。

上海做為長江流域鉅型城市的中心城市，正開始逐步納入全球網絡，一去不再回頭。浦東計劃標誌上海轉型。浦東，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人造新城」，是國家政治歷史性宣示的都市意義，不在於都市設計的奇觀，更毋須計較今天的都市計劃的空間使用率。陸家嘴金融中心的聲勢，與天爭高，與世界爭勝，隔江與殖民城市的外灘，舊殖民者留下的城市天空線，兩看相對照。在都市象徵上，這是後殖民城市的現代性再現，自覺與不自覺地學著由全球化的價值與眼光看待城市，頭角崢嶸。這現代性，上海摩登，本是歷史的無奈，海派文化對市場經濟敏銳有歷史土壤的培育，上海城市則是海派文化的花床。但是，重要的是現代性建構與全球化伴生的動態知識，使我們有能力看到自身。有能力拉開視野的主體，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經常伴生的不均衡發展與都市極化趨勢中回頭看到自身，重新計劃市民生活。國家的科技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都市政策與政治調節能否發揮成效，將決定歷史的結局。都市服務不足與全球化的力量，將分由社會以及全球經濟，侵蝕國家的力量。這竟是國家自己開列的治貧藥方。

城際網絡是資訊時代的市民、地方政府跨界互動的歷史溝通方式。同為全球化所苦，而有幸或不幸先行一步的台灣城市，或許，分享都市經驗可以是對話的開始，至少，它與主權無涉。

（本文發表於90年5月2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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