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統與都市經驗——上海文化研究之反思

■羅崗

一

近年來“城市研究”漸成熱點，無疑是應和了當代理論思考的一個新趨向，即企圖超越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分析範疇，尋找研究歷史和現實的更具體、更微觀同時也更生動的分析單位。特別是在充分意識到單一歷史時刻已經不復存在，“民族”不再能夠被簡單地視為惟一的歷史主體，“現代性”的問題必須在更加複雜和多樣的語境下加以檢視。在這種情形下，處於“現代”核心位置的“城市”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城市研究”成為當代的一門“顯學”，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西方學術的視野裏，本雅明和他的拱廊街研究計畫已經成了當代城市研究的靈感源泉。德雷克•葛利高裏（Derek Gregory）在《地理學的想像》一書中，除了論述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範意義，還特別指出當代理論的許多洞見和具體的城市研究密切相關，譬如大衛•哈威早年從第二帝國的巴黎出發探討“都市經驗”和晚近更為傑出的以“城市規劃”和“人文地理學”的視野觀照“後現代性的狀況”；愛德華•索亞通過對洛杉磯的研究，把空間問題重新放置在社會理論的脈絡中，提出了“後現代地理學”的構想；阿倫•波雷德則通過對斯德哥爾摩城市生活的考察，深刻地檢討了都市日常生活與現代性的內在關聯……這一系列的研究不僅僅深化了人們對現代都市狀況的理解，而且極大豐富了當代理論的諸多面向，重新繪製了“資本”、“商品”、“空間”、“文化”和“現代性”等問題領域在“城市”中彙集、衝突和融合的複雜圖景。

似乎呼應著這種學術的新潮流，近些年來，“香港”、“臺北”和“上海”也逐漸成為了“城市研究”關注的焦點。由於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香港”作為殖民和後殖民大都會，它既可以在後殖民的理論語境中獲得眾多新的闡釋，像阿巴斯用所謂“消失的政治”來解釋香港在建築、影像和文化上的後殖民空間問題，也能夠在與“民族國家”的複雜關係中重申自己有“城籍”而無“國籍”的特徵，王德威認為香港“以一個城市的立場，與鄉土/國家（country/country）的論述展開了近半個世紀的拉鋸”，它可能以“城市”的姿態來抵禦、戲弄以“鄉土”為主要表徵的強勢“國家”想像。“臺北”同樣強調了“殖民城市”的自我負擔和更新期望，夏鑄九以“殖民的現代性營造”來重構臺北的建築和都市的歷史，從而直接質疑了主流的“現代性”方案；詹明信在讀解以楊德昌的《恐怖分子》為代表的臺灣新電影過程中，富有洞見地指出電影空間和都市空間的互文關係，特別是它作為“都市空間”的轉喻性寓言“重繪”了“臺北新圖像”……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對“上海”的研究在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梳理上也許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可是由城市研究激發的深入而犀利的理論思考則乏善可陳。絕大多數研究著作只不過使用不同的材料，來證明“現代化”敍事的正確和“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可抗拒，進而把“上海”編織進一個日益膨脹的關於美好未來的前景神話之中。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的確代表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轉向，他相當自覺地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論視野引入到“上海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文化想像”的層面上重建了上海現代性的某種“既在表面又是核心”的特殊形態。然而，由於取材和寫法的限制，很多重要問題沒有展開或根本沒有涉及。所以，面對形態複雜而又有待闡釋的歷史和現實，“上海研究”不僅需要擴大理論視野和更新研究方法，而且必須反省以往研究中被視為“毋庸置疑”的理論前提和工作假設。

二

如果建立了這樣的研究意識，那麼“上海研究”就不會成為擁抱西方學術新潮的藉口，更不可能為某種新意識形態提供廉價的合法性支援，相反，上海獨特的歷史過程和現實處境可以為更深入地反思“現代化”敍事和“發展主義”的邏輯提供有力的思想資源，可以為更有效地理解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多重面向提供有利的理論途徑。雖然研究一定是和特定的歷史事實與知識領域聯繫在一起，可是這方面的“問題意識”卻必然隱含在具體的論說和微觀的分析背後，從而呈現出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論題，極具啟發性的是這些論題往往把看似矛盾的現象和問題領域結合在一起，對研究者的理論闡釋能力和文化想像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譬如上海的世界主義和上海被殖民處境之間的關係；上海發達的市民社會和商業資本與創建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之間的關係；上海“左翼”文化和“革命”話語的都市語境；上海商業文化中的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上海的市民休閒生活與都市欲望方式的形成；上海的殖民營造與城市空間的建構；上海都市視覺形象與地皮的價格浮動（“地租”）以及房地產商業投入的內在關聯……

要研究和回答上述論題不僅需要突破現有的學科與專業的界限，集合不同專業和學科背景的學者進行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研究，譬如最近興起的“文化研究”和“都市研究”就是這類可能把多學科背景的學者集結起來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上述論題中蘊含著一種共同的“問題意識”，即不能簡單地套用任何現成的規範性理論來解釋這些複雜的現象，而是要求在描述、闡釋現象的同時突破現成的理論框架，進而質疑某些公認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與假設，甚至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論見解。

上海在開埠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一直處於中西、華洋、殖民與被殖民、現代和傳統、城市與鄉村……之間激烈的衝突鼓蕩中，它是否可能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如果可能，那麼這一文化傳統和現代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代經驗又處於怎樣的一種關係之中？具體而言，如果“文化傳統”可以劃分為所謂的“大傳統”和“小傳統”，或者是區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那麼這一細化了的傳統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兩者之間又會構成怎樣的對應關係？

眾所周知，關於“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理論是由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來的。他在墨西哥尤卡坦州作“城鄉聯續體”的田野研究，選擇了四個規模不一的社區，研究焦點在於比較一些封閉同質社會與另一些變動異質社會區別。他於1956年出版了《農民社會與文化》一書，首次提出了在文化上分以城市為中心的上層“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散佈在城市之外鄉間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此外，雷德菲爾德還將大小傳統分別稱為“高文化”、“低文化”及“學者文化”、“通俗文化”等。具體而言，小傳統是指那些非內省多數人的傳統，生長存在於村落共同體文化之中，形成“俗民文化”（folk culture），具有保守價值觀念形態，是封閉的。大傳統是那些內省的少數人的傳統，反映為都市知識、政治精英文化。他認為，鄉土社會是“前工業社會”，與現代社會無法共存，民間文化全靠都市精英文化推動甚至強制才能實現。可以看出，他的分析過於強調“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差異性分層，將其置於兩個對立的文化層面，認為小傳統在文化系統中處於被動地位，使得在文明的發展中，農村不可避免地被城市所“吞食”與“同化”。歐洲學者用“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對雷德菲爾德的“大傳統”與“小傳統”進行了修正，認為二者在傳播上是非對稱的。大傳統通過學校等正規途徑傳播，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對大眾開放，故大眾被排除在這一系統之外，成為一種社會精英的文化。而小傳統則被非正式的傳播，向所有人開放，因此精英參與了小傳統，大眾沒有參與大傳統，從而推論出小傳統由於上層精英的介入，被動地受到大傳統的影響，而地方化的小傳統對大傳統的影響則微乎其微，是一種由上往下的單向文化流動。對雷德菲爾德大小傳統的這一修正否定了以地域來定義二者，並從傳播途徑上闡明瞭小傳統處於被動地位的原因。

具體到上海，的確也可以粗略地劃分出以“市民文化”為代表的“小傳統”和以“精英文化”為代表的“大傳統”，不過兩者的關係並不像雷德菲爾德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相互“隔絕”，的確在某種特殊的情形下，“民間文化全靠都市精英文化推動甚至強制才能實現”，然而更多的時候是兩者呈現出互動、依存甚至是“雜糅”的關係。譬如，“鴛鴦蝴蝶派”文學作為一種都市通俗文學，自然更多的代表了“市民文化”的某些訴求，以往的文學史論述對它往往採取漠視的態度，甚至在討論晚清“新小說”向五四“現代小說”的敍述模式的轉變時，也對在小說技法上發揮了相當作用的“鴛鴦蝴蝶派”全然不顧。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變化，開始認識到“鴛鴦蝴蝶派”或許在思想和內容上是“傳統”的（有意思的是這裏所謂的“傳統”往往指的是中國的文人傳統，很顯然這屬於“大傳統”的範圍，但它又是如何在都市語境中轉化為“市民文化”的訴求對象呢？其中涉及的關鍵環節還需要仔細梳理），而它的生產、製作和發表方式卻依賴於“現代”的商業和傳媒業，唐小兵指出：“鴛鴦蝴蝶式通俗文學在表意上可能會認同傳統的前現代的價值和觀念，但在運作上卻是對現代平民社會的肯定，對等級制和神聖感的戲仿和摒棄。”他強調這也是一種“現代性”。

三

而在“文化傳統”的另一個層面上，即城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關係也同樣顯現出繁複的面貌。城市作為一種“人工”的物質構造，它透過地理環境、交通安排、居民分佈、社區構成、建築樣式等諸多方面以“空間佈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約著“人”的活動（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因此“空間面向”的問題在城市文化中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由空間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待與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將原來屬於不同領域的現象，以空間的線索串連起來。依據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關於“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在溝通“城市與人”的關係的理論思考，我們不難發現城市社會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間之中，社會過程透過空間而運作，我們所關切的社會階層、社會階級和其他群體界線（如性別、族群等），以及其間的社會權力關係，都鑲嵌在一定的空間裏。各種空間的隱喻，如位置、地位、立場、地域、領域、邊界、門檻、邊緣、核心和流動等，莫不透露了社會界線與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體認同建構自我與異己的邊界的機制。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從“空間向度”的角度來把握都市階層的劃分和相關主體的形成。

近年來中國大陸興起的“文化研究”一直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都市流行文化上，有某種窄化“大眾文化”的傾向。譬如上海，固然需要密切注意它“摩登”的一面，但也不能忘記“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同樣內在於這一現代化的過程之中。譬如和現代大機器工業相伴而生的上海產業工人就沒有進入“文化研究”的視野裏，這一階層作為“共同體”的文化訴求和日常生活狀態還不曾得到認真的研究和仔細的描述。

特別是在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後，“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位置必然會投射到城市的空間面向上，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對城市發展的重新規劃。正如有學者在研究東歐社會主義城市如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等之後指出，社會主義城市的營造不僅是一場城市改造運動，同時也是一場意識形態改造運動。因此，像“曹楊新村”這樣的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既代表了社會主義對上海這座殖民大都會的改造，可是由於空間佈局的原因（曹楊新村位於上海邊緣的普陀區），這種改造又顯示出曖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它與殖民地空間的衝突、並置和重疊為我們重新理解社會主義中國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各階層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與之相關的是，新村內部的規劃、佈局和陳設作為一種空間的生產方式，不僅再造了工人群體的日常生活環境，而且型塑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模式。

曹楊新村在上海的位置似乎轉喻了理論上的工人地位和實際生活狀態之間的距離。它不是一個靜態的空間，曹楊新村的歷史、變遷、規劃、佈局和發展始終是與周圍的環境以及城市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進入90年代，它以“成熟社區”形象和周邊的房地產市場構成了相當積極的互動關係，更是耐人尋味。所以，把對這一社區的歷史變遷的考察和對同時期的媒體呈現的工人形象的研究結合在一起——也即選擇不同時期的各種媒體形式，包括報刊雜誌、文學作品、電影戲劇等各類文本，從中找出有代表性的工人形象，研究各種媒體採用怎樣的修辭方式來塑造工人形象，並且希望這種塑造達到何種意識形態效果，以及這些形象和現實的關係如何——相信這種聯合、對照和互文的考察方式，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共同勾勒出工人階級是如何形成和表達自己的文化與生活訴求的？而且這種訴求在今天遇到了怎樣的問題和困難。

很顯然，這樣的研究具有某種“示範性”，它從相當具體的方面深化了我們對於上海文化傳統複雜性的理解，而不再是拘泥于現成的理論預設和瑣碎的歷史資料，有可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更有高度和更具洞見的理論見解與歷史結論。

四

由對上海文化傳統內在複雜性的討論，我們漸漸逼近了另一個關鍵字“都市經驗”。所謂“都市經驗”不是簡單的指都市中生活的個人某種隱秘獨特的心理過程，它著重強調的是個體感知和意識所依存的城市社會——空間的脈絡。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脈絡完全“決定”了個人的經驗，而是試圖以更加靈活和複雜的理論眼光來重構“城市和人”之間的關係。當城市中人需要捕捉、把握和解釋某種自身體驗到的經驗時，他必須依靠現成的表意系統、感覺結構、分析範疇乃至都市意象來完成這一過程。經驗的感覺結構和表意系統都是特定的歷史、空間和社會關係以及自然條件的產物，它們先於個人而存在，並且隨著個人的社會實踐而生產與再生產出“人與城市”的想像性關係。因此，“都市經驗”不再被鎖閉為私人性的心理空間，而是進一步開放成個人與城市諸因素交彙、溝通、衝突和融合的論述領域。

對“都市經驗”的關注，不僅意味著強調“城市”和“人”之間活躍的互動關係，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提供另一種方式來回應“現代性”問題。近年來思想界和理論界對“現代性”問題的討論，質疑和挑戰了單一面向的、以西方發展模式為惟一範本的“現代化”道路。而現代中國一百多年來正是努力追求著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這個過程至今仍在繼續。作為與這一現代化追求的過程相伴而生且緊密相關的中國城市化過程，它與中國現代化歷史、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遷和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緊密相連，從形式到內容都積澱著豐富獨特的現代經驗，它內在地包含了諸多無法被知識化和客觀化的內容。與理論形態的諸種論說相比，這種感性形態的現代經驗更為形象、生動和複雜，能夠為“現代性反思”提供另一類寶貴的思想資源、精神資源和理論資源。倘若中國現代城市研究漠視甚至無視20世紀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經濟和自然條件的複雜關係，放鬆甚至放棄研究者自身對於現代都市生活的鮮活的當下體驗，那麼這一研究就從根本上喪失了意義。所以在“現代性反思”的視野中，不僅需要重新考量中國現代城市化進程的歷史過程、社會動力和文化影響，而且必須把“城市”作為一個整體，放置到與經濟環境、人文地理、自然生態……的複雜關係網絡中予以重新定位。就此而言，“上海研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的意義上都擁有廣闊的前景！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