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與毀滅之地——上海的殖民經驗與空間生產

作者:羅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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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與毀滅之地*
--上海的殖民經驗與空間生產

羅崗


空間裏彌散著社會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
--亨利•列斐伏爾


一
姚公鶴在《上海閒話》（1917）中曾經感歎道："上海兵事凡經三次：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為上海開埠之造因；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之役，為華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豐末太平軍之役，為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經一次兵事，則租界繁榮一次。……租界一隅，平時為大商埠，亂時為極樂園。昔《洛陽名園記序》稱天下盛衰視洛陽，洛陽之盛衰視名園之興廢，吾於上海則亦曰：天下之治亂視上海，上海之治亂視租界，蓋世變系焉"。他的感歎雖然不脫"治亂、盛衰、興廢"的老套，卻也相當顯豁地把上海"繁榮"的歷史帶入到綿延不絕的"暴力"語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構成這一語境的不僅是一場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兵事"，而且在這個語境中，與頻繁"兵事"相呼應的，那種讓姚公鶴感歎不已的，似乎有悖常理的上海發展"規律"，其實和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統密切相關。

很顯然，所謂"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統"指的就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作為兩者的結合形態以暴力形式改寫了世界歷史的形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歷史不再是兩個毫無關聯的時間過程，而是彼此交織成一個共同的空間場域。正如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的："……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首先是一種不同歷史互為依存，不同領域相互交疊的現象，其次是一種要求作出思想和政治選擇的現象。例如，如果把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或越南的歷史，加勒比海、非洲或印度和英國歷史分開來研究而不是擺在一起看，那麼支配和被支配的經驗就會被人為地、錯誤地拆開"。同樣，離開了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殖民擴張，就無法理解上海開埠以後的歷史，特別是隱含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的經驗"。然而，在目前頗為流行的歷史敍述中，上海的"殖民經驗"卻被有意無意地改寫、塗抹、忽略甚至遺忘。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近些年來"張愛玲熱"與"上海熱"互為表裏，相互生產，可是卻少有人論及張愛玲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殖民經驗。即使有論者提到張愛玲與殖民都會的關係，也沒有仔細區分張愛玲是如何利用上海和香港作為不同的殖民地類型，在作品中建構起互相"張看"的視點，更無法顧及從"租界"到"淪陷區"，上海殖民管治方式的變化又會怎樣激發起張愛玲以"文學"穿透"歷史"的想像力。從一個更大的方面來看，漸成顯學的"張愛玲研究"對"殖民經驗"的"盲視"，只不過是當今歷史敍述中"殖民主義健忘症"的一個小小的表徵罷了！

當然，在這裏重新強調上海歷史和"殖民主義"的內在關聯，並非把"殖民主義"視為一個空洞化、同質性的術語，試圖以此來鎖閉歷史的敍述。一方面，上海在開埠之前已經成為了"海外百貨俱集"的"東南都會"了，它之所以在"五口通商"之後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來業已形成的經濟、貿易和交通網絡的支持。把上海發展的歷史神話般描述為從"江浜小漁村" 如何一躍而成為"國際大都市"，不僅在微觀的層次上重彈"衝擊-回應" 的老調，強化了中國 "沒有歷史"，迫切需要充滿活力的西方"拯救"的想像，而且還隱含著另一層險惡的意識形態效果：借"發展主義"的神話將"殖民主義"匿名化、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作為歷史過程的殖民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齊統一的規劃，它並沒有某種固定不變的模式，往往根據不同殖民地的特殊情形生產出新的管治方法、手段和技術，甚至派生出似乎與傳統殖民地頗有出入的新統治模式，充分地顯示出了殖民治理權力的靈活性和多樣性。譬如，研究19世紀殖民主義的歷史一般都把眼光集中在非洲、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區，對南北美洲卻往往視而不見，因為在美洲拉開19世紀序幕的不是殖民主義而是獨立運動，即早在16世紀帝國主義的第一次浪潮中建立起來的"帝國"的解體。然而繼續深究這一蔓延美洲的獨立運動，不難發現潛藏其後的是一種 "非領土性"的"殖民主義"新形式，它的動力來自于英、法帝國主義的殖民新戰略。西班牙屬美洲國家的最終得以獨立，依靠的是英國和法國軍隊在關鍵時刻的支持。這些國家的"獨立"恰好意味著為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商品和技術在美洲找到了市場、原料和金融夥伴。於是，從殖民擴張的全球戰略來看，帝國主義既在非洲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同時又在美洲竭力促成獨立運動，兩種殖民方式都完滿地服務於帝國主義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張的根本利益。
二
基於一種對"殖民主義"較為複雜的理解，上海的"殖民經驗"不能像過去那樣用諸如"帝國主義侵略"之類的套話輕易打發掉。相反，應該充分注意到"殖民主義"是如何在上海"在地化"的，也即"租界"--上海所謂"租界"其實指的是"居留地"。它的英文表述為"SETTLEMENT"，從其動詞SETTLE（安頓、居留之意）而來，因此，這個詞更準確的中文表述應該是"居留地"，意為該地區內允許外僑私人租地居留，租地的手續是由各地僑商直接向中國當地的原業主商租。它與"租界"（CONCESSION）的區別在於，後者是中國政府將一個地區內所有的土地整個租給外國政府，再由外國政府將該地段分租給該國僑商。例如漢口、天津的租界。雖然習慣上還是把兩者統一稱為"租界"，但租地方式的差異並非不重要，上海殖民地在空間擴張上之所以比漢口、天津來得便捷、容易和迅猛，與此密切相關。--作為一種相當特殊的"殖民地"形式，是如何"鑲嵌"進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中，繼而採用何種策略規劃、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會脈絡？同時，原有社會又是採用怎樣的方式來回應、排拒和抵抗這種殖民改造的？具體而言，"租界"對土地的直接訴求，凸現了殖民主義侵略性的特質--對空間的掠奪、佔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會之間的衝突和重組都較為集中地體現在空間面向的爭奪上。

但以往人們常常是在諸如"現代"與"傳統"碰撞之類的"時間"框架內解釋這種"空間"衝突，進而賦予"現代"以某種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將時間淩駕於空間之上的論述，不僅正當化了透過缺乏空間感的直線進化論來觀察世界的做法，而且運用"以時間消滅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策略進一步抹去了原有社會的主體性，強調"殖民主義"即使作為一種"惡"的力量，也具有將"傳統"帶入"現代"的莫大功勞。例如，在描述上海進入"現代"的狀況時，很多研究者都願意引用馬克思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一段經典論述："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並且以這一經典論述為出發點，在不同的歷史敍述框架中--如"革命史觀"或"現代化史觀"--把"上海"理解為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或"前現代"向"現代"過渡的"關節點"。在具體的歷史論述中，兩種史觀或許時有衝突，但就最終的結論而言，它們都認定由於"上海"的出現，中國似乎擺脫了"沒有歷史"的狀態而進入到"世界歷史"之中。

儘管馬克思在道義上反對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但他把中國比喻為"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而把帝國的入侵想像成"新鮮空氣"，還是不經意間流露出在東西方關係問題上，他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歐洲"現代化"論者。而正是出於對"現代化"（"革命"也是"現代化"的另一種形態）的迷信，使得"時間"取代了"空間"成為現代歷史敍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過，近年來這一前提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美國學者約翰尼斯•費邊（Johannes Fabian）在《時間與非我》一書中，就從"人類學如何構建其物件"的角度對這種時間觀和歷史觀提出了挑戰。他指出，人類學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時間的進化論式的構想上，這種對時間的構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歷史長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確立現代"我類"（也即"西方"）這一端文明之優越。這就是所謂"時間的空間化"，把那些距離"西方"（"我類"）較為遙遠的"非西方"（非我）社會，認定為在文化、心智和社會組織上都處於較為原始的階段，它們需要歐洲文明的幫助，才有可能進步到更為"現代"的階段。正如費邊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質上是一個時間概念，是一個範疇，而不是一個思考的物件"。體現在現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類學家習慣性地把"非西方"物件排斥在現時的歷史時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共時性"的空間脫節，使得"非西方"的現實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過去，才獲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義。

用"時間的空間化"來否認"非西方"與"西方"之間空間的"共時性"聯繫，不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類學對其自身學術政治和知識歷史的質疑，而且相當巧妙在社會理論的層面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歷史性聯繫，由"空間的掠奪"轉化為"時間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合法化了"西方"對"非西方"的殖民侵略。馬克思早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現代殖民理論"時就指出，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家作為"資本的獻媚者"在宗主國有意把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說成是同一的"，而在殖民地，他則大聲宣佈這兩種生產方式是對立的，為了資本的利益，"他證明，不剝奪勞動者，不相應地把他們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作、分工以及機器的大規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解釋為原始的、落後的和不能獨立發展的，而與現代化的、不斷發展的和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對立，它就必須通過為工業化提供資金、勞動、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從功能上建立起與資本主義的內在關聯，而殖民地的"發展"就被定義為一個消滅和改造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過程。譬如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它歷史意義在很長時間裏就是被這樣的 "發展"所定位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印度捲入到殖民主義中來，這通常被界定為從半封建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奴役的一個變化。這種變化是按照生產方式的宏偉敍事來定義的，而且通過令人不安的暗示，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這一敍事中定義的。與此同時，這一變化還被視為被殖民者獲得政治意義的開端。殖民主體是從一批本土精英那裏浮現出來的，他們通常被鬆散地描述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論述則著眼於資本主義如何在殖民地創造出自己的歷史條件，他雖然把殖民主義當作一種必要的"罪惡"，認為它野蠻卻有效地把"非西方"帶入到由西方規劃的"現代"歷史過程之中，但對政治經濟學家"向資本獻媚"的批評也顯示出馬克思對西方理論生產與殖民擴張之間內在聯繫的深刻把握。從而突破了"時間"的限制，描繪出"資本主義"強烈的"空間"欲望："一方面資本必須竭力打破每個空間障礙去交往，也就是說去交換，為開拓市場而征服全球；同時另一方面，資本又必須努力消除這個帶時間性的空間，也就是說要把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所耗費的運動時間最小化……這就出現了資本的世界性傾向，這使之與以前任何時期的生產區別開來"。
三
在批判殖民主義的視野中強調"資本"的"空間"面向，不僅質疑了建立在單一時間觀上的"進步"神話，而且揭示出由於"資本"的"空間"需求日益膨脹，使得"資本主義"天然地具有了侵略性。借助於不斷地侵入新的地域並且重組"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空間關係，"資本"獲得了愈來愈大的周轉、騰挪和移動的市場。就像亨利•列斐伏爾敏銳觀察到的，資本的空間關係和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與再建構，是使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到20世紀的主要手段。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不再是古典意義上自然化的、非歷史的和不帶感情色彩的無限"空間"，在這種空間中的物質活動相互獨立，也不依賴於空間本身；而是被納入到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空間"，"它被利用來生產剩餘價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被納入到生產力與產物之中"，這個空間既是"具體"的，"我們可以見到公路、機場和資訊的網路散佈在空間中"；又是"抽象"的，它"有賴於銀行、商業和主要生產中心所構成的巨大網路"。在這樣空間裏，"積累的搖籃、富裕的地方、歷史的主體、歷史性空間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城市--急速地擴張了"。（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在列斐伏爾看來，"資本主義"的特徵就體現在"空間的生產"上，它不斷地創造"空間"的"中心"，同時也生產出依附於此中心的"邊緣"。如果把"空間的生產"放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那麼我們不難發現工業化、城市化和殖民化三者處於同一個歷史過程之中。資本主義不僅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同時也在殖民地內部重組了"中心"和"邊緣"的空間關係。所謂"全球空間經濟"就是在這個殖民霸權體系中歷史地形成的，它由近三百年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共同締造，其結構特徵是支配性中心與其邊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等級關係，構造出這一關係的是中心的資本化積累以及作為結果的在邊緣與中心之間的勞動分工。儘管資本積累的方式靈活多變，然而並沒有改變全球勞動分工的性質，那就是中心的資本不斷尋找新的生產和剝削方式，而邊緣則回應中心的需要，不斷地提供原材料、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這種不平等的勞動分工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它不僅在宏觀層面重新定義了全球時空的意義，而且在微觀層面將"中心"與"邊緣"的關係推廣到每一個殖民地的內部。因此，殖民都會的崛起，其根本動力自然來源於"西方中心"對於"非西方邊緣"的需求（往往以侵略、征服和支配的暴力形式），但在內部的空間關係上，它的"城市化"過程也離不開再次複製"中心"與"邊緣"的等級差異（常常要付出戰亂、犧牲和流血的慘重代價）。
正如大衛•哈威所言，資本主義需要"改造"殖民地的"空間"意義，以便根據新的意義來容納和組織社會再生產的新物質實踐。（《時空之地--關於地理學想像的反思》）這個"改造"空間的過程集中體現在對空間"中心"--也即殖民都會--的"構造"上，一方面，建立一個"中心"意味著將"異質"的因素強行鍥入殖民地原有社會架構的時空中，譬如19世紀晚期將埃及帶入到歐洲資本主義體制的計畫，其核心是重新規劃開羅城，把原有的空間加以理性化：整頓交通、拓展道路、管理環境、維護治安、打掃衛生……一切將城市"光明化"、"技術化"和"公共化"的措施，都是為了使之適應工業組織規則的管制體系，成為殖民地的"工業化"中心；另一方面，作為"中心"的殖民都會的興起，並非簡單地依賴於宗主國的資本"輸血"，相反，它複製了類似於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空間關係，為自己的發展製造出依附於"中心"的廣闊"邊緣"，以"邊緣"地區的資金、原料、勞動力和市場來滋養殖民都會的繁榮。同時，殖民都會的興起進一步改寫了原有社會架構的空間性質，由於"中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它對"邊緣"的決定作用使得"邊緣"的"非（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被納入到"中心"的生產體制乃至全球經濟體制之中。這一歷史過程不可能那麼輕易完成的，其間必然充滿了衝突、緊張和痛苦。伴隨著宗主國強加的秩序，時常是來自殖民地本土激烈的反抗。所以英國人1882年佔領埃及，從1882年到1922年四十年間，曾六十六次宣佈撤軍，但都未能兌現。
四
與開羅、孟買這些典型的殖民都會相比，上海似乎並不那麼"典型"。因為沒有一個中心殖民政府在上海健全了各種殖民機制和統治結構。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殖民地"，上海始終處於中國政府和西方列強以及西方列強內部之間的諸多矛盾、衝突和利益關係之中，遭受了多層面的殖民統治，形成了多樣性的殖民經驗。但是，這種特殊的殖民形式並沒有改變上海在整個殖民空間體系中的位置，上海殖民空間的生產依然複製了既定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美國學者柯利弗德（Nicholas Clifford）在一本研究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的西方人的著作中明確地指出，華人在公共租界中交付55%的稅金，但卻無權使用那裏現代設備最完善的醫院，對租界的行政管理也毫無發言權利。上海租界因而就像是中國肌膚上的寄生蟲，只取不予，把從中國搜刮的財富點滴不漏地運去滋養倫敦、東京、紐約和巴黎的繁華。（《帝國的寵兒：20年代在上海的西方人和中國革命》）。他在論述中把"上海"比喻成"寄生蟲"，當然帶有很大的道德義憤，不過卻非常鮮明地把"上海"與"西方"和"內地"的結構性關係表達出來。這種結構性關係決定了上海處於一種"半邊緣"的位置，所謂"半邊緣" 指的是"相對'中心'而言是邊緣，但它又是某一邊緣地區的'中心'……那些與'中心'交往密度高、時間長的地區發展成為'半邊緣'地帶"。（樊衛國：《啟動與生長：上海現代經濟興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術性表述中，"中心"和"邊緣"往往成為對"世界市場"不同位置的"客觀"描述，或多或少地淡化或省略了兩者之間的"支配性關係"。而"半邊緣"概念的提出，則把"中心"和"邊緣"的不平等關係在理論上固定下來了，"'半邊緣'市場體系的存在，可以使資本主義列強在世界市場的活動中大大降低它的交易成本，達到它在世界範圍內謀取利潤最大化的目的。確立'半邊緣'市場是列強實現'中心-邊緣'世界體系的重要戰略"。為了建立和維護上海"半邊緣"的狀態，列強一方面"建設"必需的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則遏制"半邊緣"向"中心"或"亞中心"發展。（《啟動與生長》）就世界市場的結構性位置而言，上海與其他殖民都會一樣處於"殖民化"空間的"關節點"上。

在這裏並非簡單地強調殖民主義的普遍性，而且也確實很難完全用現成的殖民或後殖民理論來解釋上海特殊的歷史情景。但這並不意味敍述歷史的時候可以從現實和話語上抹去"殖民"的痕跡。不少論者甚至欣喜於上海殖民統治造成了三個分立的管制系統，使得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無法全面執行與貫徹。從而為上海的社會和文化具備某種相對性和靈活性提供了條件。但這不是"文明"的殖民統治有意造成的"效果"，而是由不同管制系統之間的"縫隙"所帶來"空間"。借用孫中山先生的著名說法，這種"次殖民地"的狀況可能比"殖民地"還更惡劣。如果說西方列強對正式的殖民地擁有全面"領導"的權力，因此至少在"名義"上需要為殖民地"負責"，可是上海並不為某個西方列強所獨佔，"責任"的缺乏加上列強之間的惡性競爭往往導致變本加厲的盤剝。

另一方面，從殖民者的角度看來，由於無法獨佔上海，在殖民空間的生產上就會面臨比一般殖民地更大的困難，特別是如何行之有效地處理"殖民地中心"與"非殖民地邊緣"的關係：既要促使"邊緣"的資源有效地滋養和培育"中心"，又要確保"中心"對"邊緣"的支配和主宰，是對"殖民管治"的一種新的挑戰。上海開埠以來的歷史證明了資本主義"殖民"手段的策略性和靈活性，與城市繁榮密切相關的空間拓展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列強的入侵"或"西方的衝擊"，而是需要更進一步的追問，西方殖民主義是如何"在地化"的？也即殖民勢力通過何種途徑參與了中國社會結構的重構？並且在重構過程中以怎樣的手段將中國社會固有的資源轉化了資本發展的動力？同時又如何規定了中國社會利用和借助西方資本的渠道，使得某些符合資本邏輯的部分獲得了生長的空間，而把更多和資本相抵觸的部分壓制、排斥在外？

本文開頭引用姚公鶴的說法，認為 "上海繁榮"與三次"兵事"密切相關。

正是為了突現了殖民主義"在地化"的過程。"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為上海開埠之造因"，在一般的歷史描述中，都把"開埠"和"租界"等同起來，其實在《南京條約》中僅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並沒有提到"租界"或"居留地"的問題，而《虎門條約》則要求中華管事官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賃"。並沒有要求一定要劃出外國人專用的"居留地"，依照當時的情形，完全可以讓外國商人進入舊城區，任其租房賣地，和中國居民混合居住；甚至也可以在城外劃出空地供外商居住，但也不排斥華人進入。如果按照這樣的規劃，就不可能出現"租界"這種"國中之國"了。

歷史當然不是靠"假設"來決定的。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蘇松太道宮慕久用告示形式，公佈了他與英國領事巴富爾商定的《上海土地章程》。告示本無標題，英國領事在向本國政府上報時將其稱為 Land Regulations，日後被稱為"土地章程"、"地皮章程"、"地產章程"或"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土地章程》雖沒有出現"租界"的字眼，但對"租界"地位和發展方向的確立卻是一份綱領性的檔。正如標題顯示出來的，這個章程涉及的核心就是土地問題。表面上看，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議定土地問題，是因為中英兩國依據條約需要為外國商人儘早安排一塊"居留地"，而更為關鍵的是，殖民地的土地是否具備"空間"的生產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規模和前景。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研究，"土地要成為殖民的要素，不僅必須是未耕種，而且必須是能夠變為私人財產的公共財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移民都能夠把一部分土地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的生產資料，而又不妨礙後來的移民這樣做。這就是殖民地繁榮的秘密"。

儘管《上海土地章程》規定土地只是租賃，不是割讓，地皮的主權仍屬於中國，但是具體條款已經為土地的"生產"和空間的"擴張"提供了前提條件。"章程" 第九條規定，商人租地建房之後，只准商人稟報不租，退票押租，不准原主任意退租，更不准再議加添租價。這就是所謂"永租法"。配合"章程" 第十五條規定，租地範圍內華民不得自相議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華商。第十六條規定，華人可以到英人租地公建市房中進行買賣交易，但不能租房。實際上使得殖民者獨佔租界的土地資源並有了利用土地牟利的可能。雖然"章程"中也有條款限制土地買賣和地產投機，如第九條規定，商人如有將自租基地不願居住，全行轉租別家，或將本面基地分租與人者，除新蓋房屋或租或賣，及墊填等工費自行議價外，其基地租價只可照原數轉租，不得格外加增，以免租販取利。但後來在巨大的商業利潤面前，這樣不符合資本邏輯的規定只能變成一紙空文。更為微妙的是第十五條規定，日後英商租地，每家不得超過十畝，免致先到者地方寬大，後來者地方窄小，如租定後，並不建造可以居住貯貨房屋者，即系違背條約，應由地方官會同管事官查明，將其地基撥給別家租賃。既符合了初期殖民者對土地分配的要求，"每個移民都能夠把一部分土地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的生產資料，而又不妨礙後來的移民這樣做"；又滿足了上海地方政府力圖將租界限制在很小範圍的願望。但這一條款整體上不利於資本對"土地"的大規模運作，妨礙了殖民空間的擴張，因此很快被英國人取消，為日後租界房地產投機創造了條件。
在讓外國人享有土地專有權的同時，《上海土地章程》還賦予外商在界內進行全面建設的權利和英國領事署對界內絕大部分事務進行公共管理的權利。將三者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上海租界的"國中之國"的基本面貌，作為一種"異質"的因素"鑲嵌"在固有社會結構的脈絡中。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日本橫濱。1859年開埠以後，橫濱也要開闢外商居留地，但和上海不同的是，日本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開發、建設和管理外商居留地的做法，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大量外國僑民來此經商居住，另一方面則把居留地的土地權、建設權和行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構造出與上海迥然不同的通商格局。

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上海土地章程》是中英兩國官員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協的結果，"通過這個章程，英國殖民主義者取得了在上海租地範圍內的租地、建房、居住、經商和一部分市政管理權，上海地方政府也部分地達到了對英國殖民主義者進行限制的目的，比如劃定範圍、華洋分居、租地限制、治安管理等"。（《上海通史•晚清政治》）但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殖民者在上海縣城北門外、吳淞江南岸獲得一塊"飛地"，目的不是為了把它一個建成游離於中國社會結構之外 "獨立王國"，而是希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找到"重返"固有社會脈絡的時機，藉此摧毀原有的社會關係，創造出了一個符合"資本"邏輯的新的社會空間。
這個新的歷史契機，也即姚公鶴所說"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之役，為華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豐末太平軍之役，為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一方面由於戰亂，大量華界和江南的華人湧入租界，創造了對房地產的極大需求；而外商的外貿業務也受到戰亂影響，趨於停頓，大量資金需要尋找出路，房地產投機成為利潤的命脈所系。因此，以"地皮"和"房產"為仲介，租界的外商資本大量吸納華界和江南的資金，迅速推動租界走向繁榮；另一方面，同樣是因為華人的大量湧入，使得租界的管制方式面臨新的挑戰，這就為在政治上和法理上修改既定的"章程"提供了藉口。租界當局重新調整殖民治理的方式，既是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華洋衝突的危機，更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擴張的環境。正是在這種"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互為前提、互相支援的背景下，1854年7月5日，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沒有和上海道進行任何商議，擅自修改了1845年的土地章程。以新章程為依據，7月11日，居留地舉行了外國租地人會議，選舉成立了由董事組成的居留地行政委員會，即後來所稱的"工部局"，從此"租界之性質，永久根本更改了"。

正如孟悅極富啟發地指出，上海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成為一座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是江南省份之財富、精英、流民以及難民的轉移地；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是江南省份經濟和社會的休養復原，重新聚合地。上海的人口在1850年後的半個世紀內增長了十餘倍，其中大部分來自太平天國時期受創最重的地區。太平天國之後，江南中上層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重新恢復自身權勢以及原有的社會及經濟基礎。由於江南各城破壞慘重，上海這個通商口岸則得益于租界的安全條件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無形中成為江南人口在動亂後積累經濟資源，修復舊業，謀求發展的休養生息之地。在這個意義上，上海成為江南社會再生和文化重建的基地。大量的南方人口，文化及財富流人上海，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是通商口岸，同樣有西方殖民者的租界，天津或青島不僅在人口的擴展速度上明顯慢於上海，而且不可能演變成沿海經濟中心。
從1845年到1854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上海殖民空間的生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後租界的擴張只是沿著既定的途徑前行。這一歷史過程不僅提供了"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江南道路"相遇的契機，而且顯示出資本主義"殖民"手段的高度靈活性，它在殖民地內部複製了類似於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空間關係，為自己的發展製造出依附於"中心"的廣闊"邊緣"，以"邊緣"地區的資金、原料、勞動力和市場來滋養殖民都會的繁榮。同時，總結這一歷史經驗也對當代批判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如果要在歷史和現實中捕捉 "殖民主義"的幽靈，那麼批判的思想、方法和策略就必須趕上"資本"變化的節奏，窺破種種幻影，抵達問題的核心。
五
到了1914年7月，法租界的面積從兩千一百四十九畝劇增到一萬五千一百五十畝，加上公共租界前大擴張達到的三萬三千五百零三畝，上海租界的總面積已達到四萬八千六百五十二畝（不包括越界築路的區域）。這個總面積如果與1846年英租界初建劃定界線時的八百三十畝相比較，整整擴大了五十七倍。在上海口岸地位愈顯重要，土地愈益緊張，地價不斷飛漲的情況下，殖民空間的迅速擴張無疑賦予了租界一種發展的特權，它意味著租界擁有了更大範圍的具有"生產性"的土地資源，擁有了更大規模的資本迴旋的領域，擁有了吸引和容納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繁榮自己的可能性。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描繪成一種"創造性毀滅"的力量："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這種力量體現在"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上就是"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上海租界就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的"一個世界"，上海殖民空間生產的動力正是來源於那種"創造性毀滅"的力量，它不斷摧毀原有的社會關係，同時又催生出一個個符合"資本"邏輯的新的社會空間。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面對的世界似乎依然遵循著同樣的邏輯，市場正在以它獨特的方式"脫社會化"，把文化的內在差異兌換為"發展"的普遍要求，所有的一切都被置放在"經濟"的客觀性之上；我們似乎依然沒有逃脫毀滅與再生的宿命！
謹以此文紀念上海開埠一百六十周年！

2003年8月 上海

*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多位上海市研究專家的著述，如熊月之先生、李天綱先生、鄭祖安先生和盧漢超先生等，不能一一注明，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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