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當代都市文化二：遠離真相的“上海神話”

朱大可

　　數量龐大的小市民居住在石庫門建筑裡，孜孜不倦地營造著上海的習俗、方言、氣質和都市性格，他們是上海城的無可置疑的靈魂。

被指責為后殖民主義樣板的“新天地”，正在成為上海向西方展示其東方魅力的主要地點。但它既非上海人也不是西方人的創意，而是香港資本和台灣設計師這些“中間勢力”共謀的產品。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這意味著從事“想象”的創造性主體並不是西方人，也不是純粹的東方人，而是介於本土和西土之間的“二手知識分子”。

　　這是文化被“二度書寫”的一個范例。這種書寫首先選擇接近東方想象的符碼（第一度書寫），然后加以改造和修飾（第二度書寫），以便它能夠更加逼近東方想象的尺度。隻有“中間勢力”才能完成這種跨越文化體系的設置。他們不是一般的“他者”，而是那種雙重的“他者”：既是西方的“他者”，也是東方的“他者”。他們的這種權力地理優勢，保証其能夠同時為東方人建立“想象的西方”，也能夠為西方人建立“想象的東方”。

我們已經看到，西方的華裔學者扮演的正是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是美國人的“他者”，同時也是中國人的“他者”，結果成了唯一的書寫者，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成了西方人書寫東方和東方人書寫西方的雙重文本。這就是我所說的“他者效應”。華裔漢學家利用這種效應，掌握了跨國文化書寫的主導權力。　　

早期的神話塑造使命是由耶穌會的傳教士擔負的，他們創造的“長城神話”以后成了中國民族主義信念的核心意象。但這種由西方人展開的神話書寫，其成本過高和風險太大（義和拳運動是一個危險的范例），它必須被轉移到二手知識分子的手裡。正是后者避免了“西方文化霸權”的指責。二手知識分子的東方血緣和第三世界背景，賦予其天然的道德優勢。他們的雙重性緩解了來自弱勢民族的敵意。　　

Jerry Hsu 註：文化身分的雙重性，成了舒緩東西二元對峙的緊張關係。

選擇上海作為“想象的東方”的載體，顯示了二手話語策略的強烈意圖。

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意象選擇，必須符合下列三項基本原則：
1、它應當是第三世界的，同時又擺脫了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傳統圖像﹔
2、具有強烈異國情調的，卻又受過西方文明的成功熏陶﹔
3、正在或曾是殖民地，在意識形態轉型中喪失，卻又在某種意義上被收復的。

耐人尋味的是，隻有在上海意象中同時隱含了上述三種語義。它就這樣無可置疑地成了神話構筑的首選母題。　　

1949年的革命打斷了西方的想象（我們可以從賽珍珠的小說《賽金花》中窺見這種想象的結晶，它集結了妓女、財富和冒險的帝國宮廷的權力斗爭等諸多元素），西方人無限悵惘地離開了這個冒險家的樂園，而現在則是一次新的話語接管。繼孟買和加爾各答之后，上海終於再度成為“想象的東方”最重要的符碼，也就是成為文化學家進行話語冒險的樂園。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事件是對施蟄存和張愛玲（們）的熱烈緬懷。在所有的作家中，隻有他們提供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半殖民地的完全經驗。他們的文本成為進行超時空觀察、記憶和書寫的話語源泉。文學對殖民地現場的想象性經驗，幫助了“想象的東方”的建構。　　

借助二手知識分子的咽喉，緘默的東方發出了細弱而美妙的聲音，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漢學家的話語泛光燈，照亮了上海這個龐大的文本，使之成為西方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文化地圖上的奇異標記。　　

越過文化地理學的眺望，一個新的文化空間正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它是由二手知識分子按照雙重原則書寫的“上海”。歷史所產生的間離掩蔽了這場文化轉喻行動，使它看起來仿佛是一種真實的歷史敘寫，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由事實碎片和知識分子想象共同編織起來的殖民地神話。在李歐梵強調的上海殖民邏輯背后有一個完美的藍本，那就是整個東方主義的宏大敘事。上海神話隻是其中的一個構件，被懸挂在世界地圖的邊緣，從那裡發出親切而異樣的光澤。
　　
“上海神話”的本質就是它被塑造成一個西方資本的奇跡，一個殖民地時代的摩登圖景。它成功揭示了資本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大意義，並且表明中國的現代化並非起源於新文化運動（一種意識形態的激烈轉型）的北京，而是起源於殖民地的上海。它發起的經濟、貿易、市場和時尚運動，改變了晚清中國的陳舊面貌。毫無疑問，李歐梵對“摩登社會”的資本化詮釋，修正了由正統史學所制造的觀念。但對於上海人來說，這個“上海”既熟悉又陌生，仿佛成了一個遙遠的“他者”，這是因為，李氏的“上海神話”在揭示了其被隱匿的真相的同時，也忽略了既非無產階級也非中產階級的市民社會，而這才是上海社會的真實主體。數量龐大的小市民居住在石庫門建筑裡，孜孜不倦地營造著上海的習俗、方言、氣質和都市性格，他們是上海城的無可置疑的靈魂。　　

但小市民是知識分子話語的最大解構者，他們的“鄙俗”腐蝕了人文神話，令它散發出菜市場般污濁的“臭氣”，並且完全溢出了殖民地學說的美妙邏輯框架。二手知識分子拒絕了這種場景。他們鄙夷地掉過臉去，神色堅定地構筑著殖民地舊夢的復興工程。這場書寫運動導致了一個充滿矛盾的“上海主義”的涌現。它旨在重建關於以張愛玲為核心的上海租界的摩登意象。在企圖還原資本社會的英雄本色的同時，它大步遠離了市民社會的庸常真相。　　


（作者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訪問學者）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