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與新都市空間的意義(研究計畫)
作者: 包亞明
研究背景
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領域,從都市研究的角度關注文化與權力的關係,以及文化在城市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演變過程中的巨大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沙朗•佐京(Sharon Zukin)《城市文化》一書對紐約的研究,對於我們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沙朗•佐京的著作通過許多嶄新的細節性資料,深刻、細緻地描繪了美國城市由計畫型向市場型轉化過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國城市擴展的方式與它們越來越依賴的文化的種種“自動化”的方面,沙朗•佐京的突出貢獻在於揭穿了這種“自動化”的文化的欺騙性與虛構性,沙朗•佐京深刻地指出:這種欺騙性的、不合邏輯的文化已經成了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最重要的產品。沙朗•佐京詳細記錄了這些文化因素在街道上的各種體現方式、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反映方式,並且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強加在人們真實生活中的情景,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如何深受這種象徵性經濟與公共空間的合作蹂躪。
上海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性都市(global city),都市空間的巨大變遷不僅在物理向度上改變了城市的外貌,而且同時在精神與意識的層面上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上海都市空間的迅猛擴展,是以超乎通常現代化的發展觀念和手段推動的。這一過程既有合理的功能性的考慮,又同時受到夢幻式的想像與意象的引導。這一過程複雜地交織了全球化與本地化的各種因素,並將歷史性的資源與地域性知識的重建過程聯繫在一起。如果說衡山路酒吧一條街傳遞了一種與這座城市的半殖民地歷史聯繫在一起的獨特情調,那麼“新天地”則信心十足地改寫了這座城市最富特徵、最基層的生存空間。不過,這一地域性知識的重建,是在消費主義的語境中片面展開的,“新天地”在它大幅的廣告牌上宣稱:“明天、昨天與今天在此相會”,這一夢劇場的空間似乎濃縮了時間的一切特徵。
“新天地”位於淮海中路旁、黃陂南路和馬當路之間三萬平方米的地塊上,是一個經過好來塢式改造的“石庫門”街區。雖然“新天地”還沒有完全開發完畢,但它已經成了繼衡山路之後上海又一個“標誌性”的文化景觀。石庫門算得上是最具上海特徵的建築樣式和居住空間,19世紀中葉因為太平軍的三次進駐,江浙一帶的大量百姓湧入了上海租界,而石庫門建築就是為了滿足新移民的居住理念而誕生的。此後的數十年,石庫門在上海迅速擴張,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石庫門已佔據了市區住宅面積的六成以上,成為最具上海風貌的獨特建築。
如今,對於“石庫門”的懷舊可以在“新天地”裏輕鬆地收穫,而且還會同樣輕鬆地被消解。當你面對玻璃和金屬的大門、墊得齊腰高而且放得進幾輛小汽車的灶坯間,當你面對天井上後現代風格的“違章搭建”,當你坐在石庫門弄堂永遠也不會出現的廣場裏,你曾經如此習以為常的空間感受將會難以倖免地被肢解。的確,各種時髦元素都已鑲嵌進狹長的弄堂,酒吧、餐飲和商業在此彙聚一堂;舊與新、傳統與潮流、懷舊感與流行性在此得到了完美無缺的交融。但是,這已不再是最具上海特徵的生存空間,而只是一個有著石庫門外殼的夢劇場式的“景觀”。更重要的是,“新天地”同時還濃縮了特定歷史階段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關係,因而成為了一個十分難得的都市文化研究個案。
研究框架
本課題將圍繞上海舊區改造的城市規劃,以老城區改造和新都市空間的生產兩個方面為經度,以居住和消費兩個層面為緯度,立體地、多層次地討論新都市空間問題,並在此基礎上,通過“社區”這一與人群相結合的空間概念和“消費”這一與人群相結合的行動範疇,來分析新都市空間的意義。本課題將從以下七個方面來分析“新天地”個案:
政府政策與“新天地”的誕生
香港里安公司在進行太平橋舊區改造時,因為有關文物保護政策的限制,不得不在紅線內建造高度不超過“一大”會址,並同樣具有石庫門風貌的建築。為了追求資本的最大化效益,里安公司聘請波士頓一家設計事務所設計了以休閒娛樂為主營業務的“新天地”。在“新天地”的設計與建造過程中,國際資本與政府部門及其制定的政策進行了多層次的“協談”。
舊區改造與“新天地”
“新天地”只是香港里安公司所承擔的一個龐大的舊區改造規劃的一小部分,這一計劃涉及了大量居民的動遷和重新安置,這些動遷人群對於他們生活其間的都市空間的認知和解讀,同樣組成了“新天地”文化敍事的一個組成部分。
地域性知識與資本的敍事
從香港里安公司在上海的投資歷程著手,分析國際資本的經濟行為與地域性知識的重建過程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地域性知識和“情結”成為了資本增值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地域性知識往往通過強調日常生活的權利來對抗資本與民族國家等的抽象要求。換句話說,“新天地”通過對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的褒揚,有可能演變為一種完全壓抑革命話語的資本的敍事,這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立場是有差異,甚至是有抵觸的,但是上海酒吧所主張的消費主義的資本取向,卻又滿足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於全球化的文化想像。
消費空間、消費者與消費實踐
以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解讀“新天地”裏的消費空間、消費者與消費實踐。
表演性、公共空間與日常生活
與波士頓的母本相比,“新天地”誇大了消費空間的表演性,壓抑了這一空間的公共性的交流功能,並將它移置到與之分離的太平橋綠地。表演性、公共空間與日常生活的複雜關係被不動聲色地加以重組。
傳媒與“新天地”
Art Deco風格與老上海懷舊
Art Deco風格是1920年代在上海盛行的裝飾性藝術風格,和平飯店是這一風格的代表性產物。Art Deco風格也是“新天地”最核心的藝術特徵。同時,Art Deco風格還成為了老上海懷舊的一個標誌性特徵。
研究人員
本課題組成員共有九人。負責人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包亞明,其他研究人員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王宏圖、李鈞,華東師大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研究人員朱生堅、張煉紅、劉軼,同濟大學文藝系教師郭春林、湯惟傑。
研究方法
調查、實證的研究方法
本課題以多組個案調查為突破口,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力求在大量實證資料的基礎上研究“新天地”的空間生產與消費機制,以及與這一都市空間相關的人群。
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結合的研究方法
本課題力圖嘗試一種在實證研究基礎上進行理論分析的研究方法。
轉載:當代文化研究網 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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