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創辦人與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

作者： 孟悅

來源：http://www.cul-studies.com/

近年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的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專著，不僅徹底改變著以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運動等轟動性政治文化事件為解釋標準的歷史敍述，而且還質疑著我們長期以來誤認做常識的。用來標誌近代史變化的分析單位，特別是諸如“中國社會”，“中國文明”，“傳統文化”等以民族為基礎的分析單位。比如，儒家權威的危機直到“西方撞擊”時分才受到挑戰的說法正在瓦解。有學者指出，早在十八世紀，訓詁學和今文學者們對中國古籍的實證性研究就已經動搖I儒家道統的合法權威。這個時期文人們對儒家以外的醫、易、金石、天文地理之學進行的縝密鑽研打破了“傳統”和經典的單一性。實際上，正由於異質共存的各種文化因素無法接收單一的儒家權威，中國文化和社會才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生變化。又比如，有學者證明鴉片戰爭和五口通商並不能解釋“西學東漸”的歷史過程。雖說都是西學，明末的西學和清末的西學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主體，服務於不同的目的。傳播西學的代理人有的是西人，有的是國人，西學在中國的位置有邊緣和中心之分，在不同時代意味著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單一的，解釋一切的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瞬間不復存在。在不同時代和場合，不同的文化層次上有不同的碰撞。

然而，隨著革命或改革不再是解釋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及文化轉型的唯一參照系，隨著人們日益意識到文化史分期的多元性和西學東漸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新的問題也便隨之而來。當單一的歷史時刻蕩然不存，如何將“現代”歷史化？如果民族不再是唯一的歷史主體，以什麼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分析單位？在我看來，需要引進的是更為具體的，能夠標誌中國社會分層以及文化內在異質性的意義單位和代理人。近現代文化史的研究除了重申西方撞擊，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的脅迫，清廷的改革和反滿革命等重大事件之外，還需要進一步說明歷史變化過程本身。是哪些西方勢力如何參與了中國社會權力結構的重構過程？中國的哪些社會群體利用和借助西方的文化，商業資本獲得了權利，延續或更新了權利，又是哪些群體，哪些文化喪失了權利或被排除於權利競爭之外？

本文試圖以商務印書館發起人這個社會集團作為分析單位，對上海現代文化的生成作一種嘗試性的新敍述。與一般論述印刷文化發展的研究不同，本文目的不在於印刷技術的革新和印刷內容的現代性，而是力圖探索晚清至民初新式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商務印書館的誕生和發展不僅是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揭示了一個更大範圍、更長時段裏發生的社會文化變遷。這個變遷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社會的衝擊，以及這個社會的各種力量在本世紀上半期的西方殖民勢力、清廷改革和其他種種新環境中的解體和重構。

商務創辦人就是在這個變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群體。這個群體的生成從一個社會的角度展示了新式印刷文化的現代意義。

從江南到上海：文人書館的遷移

商務老人章錫琛曾斷言，“談到中國近代的出版事業，首先不能不提起商務印書館。”“到有了‘商務’以後，上海的出版事業才出現蓬勃發展的氣象，成為全國出版業的中心。”然而，商務印書館並不是第一家使用機器印刷的，不是第一個私營書局，也不是第一個教科書編譯出版社。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石印書店就已有四十餘家。與商務同時代問世的書館書局，有記載的也有幾十家。同時編譯中小學教本，而且相當受好評的出版社也為數頗多。商務印書館實際上是在上海印刷文化的潮流中應運而生的。在商務印書館問世之前，上海已經成為西法印刷的中心。把商務印書館作為歷史現象來考察，不能不考察近代上海印刷文化的興起。

上海印刷文化興盛的歷史已經有過許多研究記述。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興起多被描寫為一個機器印刷或西法印刷在中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上海之所以成為現代印刷文化的中心是由於帝國主義殖民勢力對上海文化的影響。似乎由於上海開埠通商，設立租界，有西人創立報刊書館機器印刷在先，故而上海自然便成為西法現代印刷文化中心。乍觀之下，這觀點似乎無可非議。詳察之，卻並不能完滿解釋當時的現實。上海開埠為1842年，但中國人在滬大興書館是光緒年間的事，中間至少間隔三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石印技術連同西人的報刊書館早已流傳于廣州，王韜等人在廣州主筆的定期刊物也在一般士大夫中有了影響。何以在這幾十年裏西法印刷的中心沒有在同時是通商口岸的廣州出現，卻要等到1880年後的上海？

在我看來，分析上海印刷文化的興起不僅需要考察新式印刷文化如何開端，同時也必須考察舊文化、舊刻書要地的衰落。大體言之，十九世紀中葉前，全國印刷文化及書籍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蘇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明清兩代江南的思潮、書籍、學問、人才呈輻射狀向邊緣市鎮如上海及廣州等地流布。雖說在清乾嘉時期，組織全國人力出版四庫全書，北京始成為官家刻書所在；廣東刻工低廉，故也成為刻書要地。但就藏書之豐，之雜，之久遠，書籍消費質量之優與數量之多仍要數江浙兩省。就乾隆時各省進呈書目觀之，江蘇浙江兩省所進數目占了全國進呈書目總數的大半，足見當時江南印刷文化的淵源深厚。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江南文化名城明顯衰落。各種文化的思潮、書籍、報刊及國內外重要資訊反轉過來，從上海呈輻射狀向江南各城流布。原有的文化中心一蹶不振，逐漸淪為上海的衛星城。這個文化中心的更替移泣也許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如果把上海印刷文化的興起與原有的文化中心的衰落放進同一歷史過程來考察，上海5江南文化資源之間的關係就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實際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印刷文化多多少少是從江南各城鎮遷移來的。上海印刷文化的興起與其說是西式文化中心取代了蘇州杭州等舊的文化中心，不如說是刻書要地和文化重鎮由江南城市向上海遷移的結果。上海早期的書館多為江南士子及書商所辦，如千頃堂書局，乃至後來的文明書局等。江南文人甚至在西人所辦的書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海早期的文人書館的主人們對於介紹西方書籍的興趣遠不如他們對古籍的興趣大。有些書局乾脆從江浙一帶遷移而來，在光緒朝前已確了幾百年歷史。不僅如此，在1880年後興盛於上海的主要書刊市場並不見多少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西人的印刷術在上海並沒有直接帶來新的印刷文化，相反，上海最初的書刊市場竟是古書市場，與傳統江南書市並無本質性區別。從德國引進的石印印刷術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掀起一股重印古籍熱，使得流傳了千百年的書籍碑拓字畫等等在上海的新殖民環境裏，以袖珍本、聚珍本的形式繼續流傳著。這股重印古籍熱已經多少證明早期上海的出版機構、書籍市場、讀者群和消費口味與蘇州、杭州、常州等原有印刷文化中心的傳承關係，即近現代印刷文化中心由蘇杭向上海遷徙。江南至上海的文化遷移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是古典叢書的再生產，何以偏要將各種書籍乃至書館由蘇州杭州常州等文化重地移到滬上，而不是將印刷技術直接引人有著悠久的書籍文化消費傳統，私家藏書來源豐厚的蘇州南京及江浙各城？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須到“西方撞擊”或“引進西方”之外去尋找其他歷史因素。這場書業遷移的原因，掃葉山房主人光緒八年（1882）所刻《掃葉山房書籍發兌》曾有提及：竊本坊建曆百數十載，家藏經史子集各書籍板。乾嘉年間已馳名遠近，發兌各省書店。庚申之亂，於上海重整規模。蘇省肅清，旋復舊業。迄今又二十年。燼餘板片修補重刊，不遺餘力。雖未恢復舊規而精華略備……與現有解釋上海書業興起的說法不同，掃葉山房館主的這段描述突出的是十九世紀中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亦即此處所說的“庚申之亂”。掃葉山房明萬曆年間創建于蘇州、至清末遷至上海時，已是幾百年的名號了，顯而易見，離蘇州來上海並非旨在發展，而是為了避亂，以免書業全部毀於兵火。

迄今為止，太平天國運動對近代中國，特別是上海都市興起的影響還不曾引起充分重視。太平天國運動歷時二十載，覆蓋長江以南大半個中國。太平天國運動連同清政府對太平天國的鎮壓不僅破壞了南方經濟文化的延續性，也打破了江南社會，特別是社會精英的文化再生產程式。在整個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精英階層謀求政治權利的主要途徑是通過家學族學，書院講會詩社文社等等。藏書是最重要的文化資本，它不僅意味著學養，意味著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而且意味著幾世紀的文化資本的積累。因而藏書乃是這個階層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獨特方式。明清兩代；江南地區擁有全國最多的進士，最多的書院，最多的講會、詩社文社和學術流派，當然也有最多的藏書家和刻書處。但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僅廣州就於1856年被燒書百萬。廣州文化和社會資源的毀壞情形可想而知。這也是廣州雖然早有西方印刷術基礎，卻未能在十九世紀中葉產生興盛的印刷文化的主要原因。在太平軍與清軍的拉鋸戰中，江南不少市鎮屢經焚燒。大家族紛紛逃亡，田地荒蕪，經濟凋敝，文人避走他鄉不迭，書籍藏版流散，學校書院紛紛關閉。太平天國對古籍多取燒毀政策，不少江南士族需要幾個世紀才能積累起來的文化資本一晌之間付諸一炬。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家族的涉園藏書就是在這個時候流失的。私人藏書和書院的被毀無疑阻斷了江南鄉紳階層長期以來通過文化而達成的社會權利再生產過程。逃亡避亂至他鄉，“肅清後”二十載尚不能恢復舊規者，又何止一個掃葉山房。

上海這個通商口岸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成為一座大城市，除去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影響外，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是南半個中國，特別是江南省份之財富、精英、流民以及難民的轉移地；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是江南省份經濟和社會的休養復原，重新聚合地。上海的人口在1850年後的半個世紀內增長了十餘倍，其中大部分來自太平天國時期受創最重的地區。太平天國之後，江南中上層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重新恢復自身權勢以及原有的社會及經濟基礎。由於江南各城破壞慘重，上海這個通商口岸由於租界的安全條件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無形中成為江南人口在動亂後積累經濟資源，修復舊業，謀求發展的休養生息之地。在這個意義上，上海成為江南社會再生和文化重建的基地。大量的南方人口，文化及財富流人上海，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是通商口岸，同樣有西方殖民者的租界，天津或青島不僅在人口的擴展速度上明顯慢於上海，而且不可能演變成印刷中心。早期江南文人為主的印刷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太平天國前江南以書籍為中心的上層社會文化的再生？又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舊有的江南文化社會結構？據張秀民統計，至民國前夕上海的石印書局約有五六十家，鉛印有二三十家之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書館多是文人書館。除了掃葉山房之外，前後出現于上海的文人書館還有很多。著名的有文瑞樓（1880），拜石山房（1882），中西書局（1882），鴻文書局（1882），蜚英館（1887），著易堂（18to前），抱芳閣（1882前），章福記，會文堂書局等。文人書館的特點延續了原有的文化資本，那就是以古籍版本為中心的印刷文化。章福記書局和文瑞樓書局的圖書目錄顯示了這個特點。據1921年章福記的圖書目錄，章福記書局的圖書到了民國初年仍然分為以下九類：字學史鑒類（26種），畫譜算學雜項類（27項），尺犢類（M種），醫書類（ho種），星相蔔鯰地理類（41種），說部類（143種），鼓詞類（13種），唱本類（31種），以及學堂讀本類等。其中除了雜項類中的電報知識和學堂讀本中的英文注釋等與西學有明顯關係外，大多數書籍是古籍。據1917年《上海文瑞樓書局圖書彙報》載，文瑞樓書局於1880年設肆於上海以來，“凡經史子集，無論局刻家刊與其他鉛石所印刷書籍，靡不搜羅豐富，行銷各省。”其石印書籍十七類也都是古籍，包括詩文集類、子書類、標點史通子書概說類、經學訓沽、正史別史、詞選、詩話、印譜金石考古、說文字典、韻學、叢書、法帖、畫譜等。這要求經營者有豐厚的書籍來源，有收買力，且有古籍知識，字畫碑帖之鑒賞力等等。一句話，出版者須是文人，而且是有地位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原有印刷文化的延續。

但從另一方面看，書業從江南到上海的遷移又標誌了原有文化資本的積累和流通方式的改變。清代江南家刊私藏盛行，印刷數量少，多在特定文人圈內流行。而上海印刷文化的核心卻從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轉變成市場化的書籍生產和流通方式。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了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的流失，而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流失的結果，又使得印刷市場成為重要的書籍來源。於是書商和印刷館在上海書籍文化的重構中佔據了前所罕見的重要地位。印刷出版之所以在上海這個商業大埠占了如此顯赫的地位，甚至英人美查也放棄了茶葉棉花生意不做，轉而搞起了書館，原因就在於此。甚至有些原來的江南藏書世家也轉向書商行業。文瑞樓樓主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文瑞樓樓主浦鑒庭是無錫著名學者浦二田後代。浦二日為雍正八年進士，官蘇州府，著《讀杜心解》等。至五世孫浦鑒庭，除家刊浦二田著述外，也刻印其他書籍如《說文解字》等。1880年浦鑒庭以西法石印風氣初開，毅然仿行，設書館於上海，後設木版分號于蘇州。凡本版精刊由蘇號主其事，鉛模石印由滬號主其事。浦鑒庭不再是浦二日式的進士學者，而成了專業書商。其所印行的書籍不再限於鄉紳社區，而是行銷各省。一句話，文瑞樓樓主注重的不再是讀書，而是營業。

上海書商在南方社會和文化重構中的地位日漸上升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變化：它改變了江南精英階層的文化再生產的基礎。由市場和書館再生的文化不可能是對南方文化社會等級的重現，而註定是對過去的重構，隨著江南大族世家們幾世紀積累而來的家傳書籍文化走向衰落，家學族學以及鄉紳式的書院不再能夠充當主導性的文化權力機構。除了官辦及洋務教育系統之外，新的文化權力機構正在市場和書館的基礎上形成。上海新興的市場化的印刷機構超出了地域社區的邊界，使印刷出版不再是家學族學的附屬品，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機構u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變化與明末的江南印刷文化狀況相似。

上海早期的石印書館開闢了一個雜蕪的，非正統的，文人口味濃厚的印刷文化空間。但與明末的情形又不同，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社會文化系統的衝擊，由於上海這個移民城市的開放性，上海文人書館不具備壟斷這個新興印刷空間的能力。他們需要與其他社會力量競爭，面對其他社會力量的挑戰，與其他社會力量結盟，乃至被其他力量所取代。商務印書館發起人就是這些其他力量中的一個富有代表性的例子。

商務印書館的創建人群體

從江南至上海的遷移來看，近代上海的社會和文化是在太平天國衝擊下崩潰下來的南方社會文化在半殖民地環境中的重構。一方面，太平天國的衝擊造成了原有社會權威系統的鬆散錯位，人口遷移造成了權力與經濟、地位與機遇之間的空隙。這使得晚清的上海社會魚龍混雜，不成社區。另一方面，上海有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有冒險而來的商人，也有隨江南移民一起遷滬的教會機構。他們既勾結，又分立地參與了這個中國社會的重構過程。他們對於不同的中國社會群體意味著不同的東西，既意味著不同的壓迫，又意味著不同的機會。散了架，錯了位的南方社會文化碎片與多種西方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職業，新的群體，新的經濟行為，文化資本，社會和文化機構。這也是上海的近現代社會和文化的特點。

＿早期商務印書館戲劇化地呈現了江南移民在種種因素影響下結成團夥，結成聯盟，從而形成上海特有的、新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局面的過程。

同文人書館和書商不同，商務印書館的創建展示了這個重構過程中更複雜的一面。如果說文人書館是江南書籍文化在上海的重構，那麼商務印書館的創建卻標誌著一個原本與藏書購書無緣的社會群體進人了印刷業。這使印刷文化的社會結構、技術基礎。經濟特徵和讀者面都發生了改變。由於江南社會的等級形態在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和人口大幅度的地域性遷移中有所鬆動，新的機會和縫隙開始出現，同時也湧現了有抱負有野心的一代人。這代人中有日趨破落但尚可維持的書香門第的後裔，有地位動搖但尚屬殷實的鄉紳子弟，也有家境貧寒，小本經營的下層百姓。商務印書館的創建者出身低微，父母一輩來自江南社會中下層。他們在上海的環境裏結成新型的緊密的社會群體，並成長為一批新興的技術型企業者。這個群體不僅在機器印刷業和印刷市場中站定了腳跟，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編輯機構，雇傭自己的編輯職員，從而從印刷業變成了出版業。商務印書館的這個創業過程徹底改變了文人與書業的傳統聯繫。如果說文人書商們靠的是藏書和書籍知識，那麼，商務靠的是技術、企業和知識核心的職業化。雖然商務的編輯們或出自書香世家，或幼習舉業，為鄉紳之後，但與文人藏書家和書商不同，他們是職業編輯人員。商務印書館從一個角度展現了從舊江南流散遷移來滬的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資本如何在帝國主義、傳教士文化以及國際商業環境的縫隙中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上海近代社會和文化的新景觀。

歷來對商務印書館的研究都注重商務的編輯人員的作用。實際上，我倒以為商務印書館的創辦者群更能說明商務的歷史地位。商務創辦人們本身就是一個在從江南向上海的移民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群體。商務的主要創辦者有四人：夏瑞芳、鮑威恩、鮑威昌、高鳳池。夏同高來自青浦，鮑氏兄弟來自寧波。當1897年4月，四個青年人在上海江西路口的一家小閣樓上商議創辦印書館時，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幾歲，正是太平天國之後長大的一輩人。這輩人中的大部分出生於動盪不安的江南市鎮，青少年時期來到上海求業謀生並定居下來。商務的第一任經理夏瑞芳的經歷就是如此。夏瑞芳1871年出生於青浦，父母原有一份田產。夏瑞芳12歲那年，父母親看到鄉下生計艱難，於是變賣田產，到上海郊外尋找機會，靠做小生意及洗衣當保姆過活。20歲的夏瑞芳不願呆在青浦家鄉的親戚家裏，隻身來滬，找到了在一個美國牧師家當保姆的母親，住了下來。後又由那個牧師推薦，上了滬南的教會學校清心小學。夏瑞芳的文化教育和對生活技能的學習過程就從這裏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教會學校及其他關聯機構是江南上海移民中的重要環節。隨著江南社會文化結構在太平天國衝擊下崩散，原來有實力的鄉紳主辦的教育機構敗落下來。本為江南士大夫所不齒的傳教士學校逐漸成為家道中衰的地方小鄉紳及一般百姓謀求發展的途徑之一。當江南鄉紳忙於恢復家鄉的私塾時，上海的教會學校乃是江南子弟轉變為上海技術職員及城市小業主的熔爐和培養機構。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夏瑞芳的青年教育裏，在鮑氏兄弟的身世中尤為突出。在清心小學裏，夏瑞芳結識了他後來的終身夥伴鮑氏兄弟。鮑威恩鮑威昌兄弟也同樣是由江南移居上海的。他們出生于寧波，少年時期隨鮑氏家族居住在寧波鄉下。祖父在寧波崇信書院教書，也就是說，鮑家在寧波算得上是鄉紳。鮑氏兄弟的父親先是隨其祖父在崇信書院讀書，畢業後家道中落，來上海任滬南清心堂牧師。鮑氏家庭從寧波鄉下向上海的都市化轉型與教會文化機構由寧波至上海的轉移有密切關係。在上海，鮑氏的父親不再像祖父那樣在鄉紳所辦的舊式書院裏教授中國古籍經典，而是開辦了半西式的，半工半讀的，以傳教及一般技藝為主課的清心小學。後來又擴辦了清心中學。鮑氏兄弟和鮑氏家族其他族人遂先後從寧波逐漸遷來上海。教會學校清心小學在夏瑞芳和鮑氏兄弟都市化、上海化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其說是由於清心學校的教會性質，不如說是因為其半工半讀的體制及其與都市職業的密切關係。當時一般公立和私立學校一則門檻太高，二則與新的都市職業聯繫尚少。清心學校不需學費，學生以半工半讀的形式就學，故而吸引一般家庭的子女。清心小學的教育除教授聖經外，還教授英文。語文、工藝等比較實用的一般課程。學生畢業後成績好的保送上清心中學。對於一般到上海謀生的下層人來講，清心中學的吸引力還在於它提供在上海就業的各種機會。清心的畢業生可以選擇與教會機構有關的職業。雖然這些職業可能並不都是學生們理想的職業選擇，但有個就業機會無疑是江南移民在上海立足的第一步。如夏瑞芳畢業後就曾在教會主辦的同仁醫院做過護士，後因不喜歡這個職業，轉到英商《文匯報》館學排字，1894年又轉到英商《字林西報》當排字工，後任《捷報》排字工長。鮑氏兄弟畢業後，同樣由清心學校介紹來到從寧波遷至上海的教會印刷機構美華書館工作。鮑威思學排宇，鮑鹹昌學製版。在那裏，他們結識了第四位商務創辦人，夏瑞芳的同鄉，美華書館的同事高鳳池。夏瑞芳、鮑氏兄弟和高鳳池借助教會和西人印刷機構完成了他們從江南向上海的遷移中逐漸職業化、都市化的第二步。當時的排字和西法印刷尚不普及，是一門技術性較強的，只有在西人印刷機構中才可從事的職業。在《捷報》和美華書館的經歷使夏瑞芳、鮑氏兄弟以及高鳳池對印刷機和西法印刷的操作過程有了相當的熟悉和瞭解。印刷對於他們的意義遠遠不是雇主與雇員關係所能限制的。西法印刷對於他們而言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僅是謀生的飯碗，而首先是一種上海都市職業，一種上海都市企業。不久之後，他們不能忍受洋人工頭的欺壓憤而辭職，解脫了與西人印刷機構的雇傭關係，但卻因此而把印刷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職業。成立商務印書館使他們能夠把印刷從西方文化機構裏獨立出來，作為一個行業延續下來，擴大開去。雖然商務印書館最初只是印刷名片和承印小宗商務印刷業務，但他們借助這個行業而成了自食其力的上海市民。從青浦到上海，從小買賣人到印刷技術工，從西人手下的排字工頭到自食其力的印刷業主，夏瑞芳和高鳳池完成了一個都市化的過程。從寧波崇信書院到上海清心學校，從美華書館的雇員到商務印書館的雇主，從教授古文的祖父、經辦教會學校的父親、到與好友共同創辦印書館的鮑咸思兄弟，鮑氏三代人也完成了一次由江南到上海的社會和文化轉型。以印刷為職業，這四個來自不同地方，萍水相逢于上海的青年不僅是好友，不僅是一群合夥幹事業的夥伴，他們的關係有更複雜的社會和經濟關係，這些關係的總和使他們結成近代上海特有的。新的社會團體。青少年時期教會學校的教育提供了共同的信仰背景和同窗之誼，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闖天下時互相輔助的需要又使他們的信賴與友誼體現為新的經濟和社會盟約。從經濟關係上看，商務創辦人的經濟關係最初是一種朋友兼合夥人性質。商務印書館沒有財大氣粗的大股東和有權勢的後臺，資金的來源是靠了朋友各掏腰包和僅有一般社會關係的人員中湊集的。商務印書館的第一筆資金僅為三千八百元，除了夏、鮑。高四個發起人外，投資者還有沈伯曾、張桂華、鬱厚坤。夏瑞芳和鮑氏兄弟擁有股份的投資還是分別向人借來的。在這種小本合夥的關係中，友誼與信賴是經濟合夥的基礎。從社會關係上看，商務發起人將同窗友人關係轉化為經濟關係的同時還進一步延伸和強化了他們之間的社會紐帶。創業過程中，來自不同地方的幾個商務創辦人開始在上海彙成一個新的家庭。夏瑞芳與鮑氏的妹妹結了婚。從此，夏與鮑氏兄弟不僅是合夥人，朋友兼教友，而且兩家成了姻親。他們的子女後代將作為家族成員存在下去。後來高鳳池的女兒又與鮑家的兒子結了親，商務四個創辦人從三家人合為一家人。好友、合夥人加姻親的關係使商務創建人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社會單位。這個社會單位乃是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社會核心。同傳統的家族刻印業不同的是，商務從一開始就實行股份制，這使商務的經濟關係不受家族關係的局限，從而為商務後來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除了教友加朋友、朋友加合夥人、合夥人加姻親的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商務還成為一個新的印刷職業集團。職業意識和敬業之心是商務發起人創業的倫理精神。創辦初期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家印刷店。一楹三間的店面是租賃的。除了友誼和姻親關係，幾個年輕人賴以立身存命的僅有一台機動印刷機和兩台手搖印刷機，以及從洋人手裏拿來的印刷技術和清心學校學得的一點英文。但他們有著強烈的技術職業感和企業意識。當他們從洋人手下出來決定自己辦印書館時，他們至少已經認識到自己掌握的機器印刷技術不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而且可以成為一個商業或企業的基礎。但與傳統的刻工及家族印刷業不同，商務發起人不是靠了廉價勞動力繼續原有的市場，他們是靠積累再生產的資本來經營的。史新設備，擴大資金和廠房佔據了商務印書館最初幾年的創業史的主要篇幅。剛剛發起時的商務印書館沒有多少堪稱先進的印刷設備。但作為一批技術型的企業經營人，夏瑞芳和鮑氏在他們早期的經營中顯示了對擴大企業基礎的重視以及對印刷市場的敏感。早期的盈利大部分用來擴大企業基礎，增設機器設備上。建館第二年，商務已經從江西路搬到棋盤街，從一間屋擴建成三間屋。建館第三年，商務的基金已經增加了五倍。第四年，日本修文印刷所拍賣設備，商務毫不猶豫地全盤接買了修文印刷所留下的所有印機，成為當時擁有上海最先進印刷設備的國人印刷所。他們很快建立了印刷廠，使技術與營業各司其職。為了掌握使用這些設備的技術，夏瑞芳特地邀請日本技師前來教授印刷技術，培養自己的技術人員。
從清心學校的校友到職業印刷集團，商務發起人的創業歷程展現了江南移民如何在上海形成了一個新型群體的過程。他們借助了教會學校提供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他們依靠朋友合夥人和聯姻關係形成緊密的社會群體，他們掌握了西方殖民者的印刷技術，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他們不僅是教友，不僅是事業上的左膀右臂和生活上休戚與共的友人和親戚，不僅是下層移民創天下時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合夥者。他們是這一切總和而成的新的群體。商務發起人群體的形成本身就是近代上海一種新社會群體的範例。這個新群體進人印刷界後，迅速顯示了與文人書館的不同之處。他們改變了上海讀者對於書及其用途的認識，他們帶來的是一個新的印刷文化空間。

新的都市讀者群

作為一個印刷企業實體，商務的出現在殖民勢力與官方洋務勢力對印刷的壟斷和控制中開出了一個縫隙。機器印刷原本是殖民者和傳教士的文化資本。機器印刷的報紙刊物最初是西方殖民者交流中國情報和商業資訊的。早期的鉛活字曾被用來印刷中西對照本《聖經》。商務印書館等機構的出現標誌著殖民者手中的機器印刷轉移到中國百姓手裏。這一點在當時的印刷文化中尤其重要，即使是倡言改革的清政府印書館也沒有掌握機器印刷。商務印書館在清朝官方和西方殖民勢力中間建立了一個商業化的印刷技術基礎。

以“非官方”或“民間”來描述上海出版界的性質是有一定歷史意義的。二十世紀初，上海已有了許多民營出版社，並成立了出版商會。這些民營出版社被認為是新的社會和文化代理人，它們既打破了西方的技術壟斷，又分解了朝廷對於印刷文化的控制。它們使印刷出版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但是在我看來，以“非官方”或“民間”來描述上海出版界的性質有相當的局限性。說到底，衡量印刷文化變化的標準除了機器掌握者外，還需要考察讀者群的變化。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家成功的非官方出版機構，而且在於它開闢了一個新的、以都市普通人為閱讀主體的書籍生產空間。對這個新的讀者群的敏感和想像力使早期商務區別於其他上海私立書局。這一點需要在與其他非官方書館的對比中考察。

石印是中國最早傳人的西法印刷術。但由於開石印書館的多是文人，它沒有改變中國印刷文化的基本結構，那就是以古籍為中心、以鄉紳和文人口味為主導的印刷文化。石印的特點是以化學燒版取代手刻模版，改變了木版印刷對手工藝刻工的要求。但石印仍屬雕版印刷，與木版印刷一樣，石印仍需製作一次性的整版，可在制好的版面上增削修改。由於製版上的特點，石印術尤其適合印刷地圖、字畫、碑帖、年畫等等。從石印書館的印品來看，書館主人們想像中的市場是以文人讀者為主體的。這些石印書館出版的碑帖、字畫、古籍等都召喚著有古籍知識、有字畫碑帖之鑒賞力或崇尚這類口味的購買者。即使是在年畫這個。非常民間化的體裁中也不例外。將石印年畫與楊柳青年畫作一對比，可以看到石印年畫如何以精緻的細摘取代了楊柳青年畫中比較粗糙的藝術活力以及與民間宗教有關的內容。江南文人口味通過這些私營石印印刷業普及成主導性的文化口味，閱讀和欣賞主體多多少少文人化了。

不僅石印書局，即使是上海早期鉛字機印出版社，儘管主持者背景不同，其擬想的讀者群在lpeH年前也沒有很大的變化。清末及民初的申報館實際上就是一例。《申報》創立於1872年，系英人美查經辦，中國人主筆的日報。雖說其讀者主要是商人，但《申報》的文體口味相當文人化。直到1910年後，《申報》上仍時常見到文人味十足的小說散文，甚至商業廣告中也充滿了文縐縐的修辭法。諸如“東亞睡獅醒了”等比喻或“河東獅吼”之類的典故經常會不期出現在推銷進口織襪機和導瀉藥的廣告裏。1911年《申報》正式j。創辦的文學消閒性欄目“自由談”更是世俗文人口味的集大成。在很大程度上，這說明在文化上，上海的文人和商人同江南的文人和商人一樣，是口味相通的。商人同文人甚至可能原本就有同宗同族同學的重疊式的緊密社會關係。所以以文人為擬想讀者非但並不妨礙商人讀者的興趣，而且有助於吸引文人化的商業界。同是民間印刷業，商務印書館的角色與上兩種出版業不同。由於出身下層，商務印書館發起人在近代上海書業印刷業的競爭中當處劣勢。他們沒有豐厚的藏書知識，因而不可能同申報館或掃葉山房等書館爭奪讀者和市場。實際上，商務最早的印刷業務，諸如代印名片，承印書籍雜誌等，是沒有自己的擬想的閱讀主體可言的。可以想像，商務完全有可能僅僅作為印刷店存在下去，並像當時許多印刷店一樣默默無聞地自生自滅。但商務印書館終於還是從一家印刷店變成了一家出版社。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讀者意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創造了新的、不同于文人和商人口味的讀者和市場。

作為一個新的職業化的社會群體，商務發起人們充分意識到了自己在印刷文化中所處的劣勢。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商務發起人們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技術和文化資本，把印刷業轉變為出版業。沒有豐厚的古籍知識，他們便從出版一些一般書籍開始，並利用從教會學校得來的文化資本作為創造新讀者、開拓新市場的基礎。商務最早暢銷的《華英初階》就是一例。《華英初階》原本是英國殖民者為印度學生編寫的英文課本Primer。十九世紀末期上海一些西人主辦的學校大約曾用此書作過英文教材。清心學校就曾用此書作過課本。夏瑞芳及鮑氏兄弟的英文功底與此書無疑有密切關係。但清心學校的Primer課本沒有中文注釋，限制了用此書教課的教授者水平，也排除了購買者自學的可行性。商務發起人注意到這點，特請牧師謝洪賚對這本英語教材加以中文注釋，重新編排出版。《華英初階》初印兩千冊，由夏瑞芳親自到處推銷二旬售空，為商務帶來了一筆利潤。以後《華英初階》不斷再版，銷路一直很旺。《華英初階》的出版和暢銷不僅使商務擴大了營業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激發了商務發起人逐漸形成的特殊的讀者群意識。當時由於洋務運動的影響和外交需要，官方設立了專門的西文教授機構如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編譯所等等。同文館等官方教育機構視英文為政治及國防之必須。但對於那些不吃官家飯的普通人來講，英文則意味著是擴大生存機會的某種新的資本，特別是在上海這個變動之中的、充滿各地移民的通商口岸，英文同許多其他技能一樣，是各地移民們尋找新職業和謀生的一種新手段。對於那些無法進人同文館或江南製造局學習的人們而言，英文教材無疑是獲取這份資本和擴大就業機會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於來自江南社會下層，商務發起人對江南和各地移民在上海謀生並適應新的都市職業的需求有特殊敏感。他們對《華英初階》一書的設想說明了這一點。與同文館等官家英文教材和教會學校的英文教材不同，《華英初階》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本成人外語教材。《華英初階》的設想不僅突破了教會學校及國家辦學堂對英文的壟斷，更重要的是，它開闢了一個滿足更實際的、更世俗的普通人需求的書籍市場。它挖掘出一大批處於官辦和私辦教育機構內外的，懂古籍與不懂古籍的，通文墨與不甚通文墨的，上層的與非上層的普通讀者。《華英初階》所體現的對普通讀者群的構想和成人教育式的課本設計顯然與商務發起人的自身的社會處境有關，說到底，他們本身就是《華英初階》一書的日常用途、水平以及使用者們的一種社會代表。

《華英初階》的成功證實了一點：這樣一個非文人、非商人的新的普通讀者群是可以培育的。於是商務發起人計畫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下層社會讀者群，力圖依賴這些新讀者完成從印刷業向出版業的轉變。他們進一步的出版計畫仍然是從基礎教育人手，那就是計畫編輯出版從日文翻譯的小學教科書。這也許又是一個成人教育式的構想，擬想的購買者無疑也是上海的下層普通人。像《華英初階》一樣，商務發起人們仍是請人將日文教材翻譯成中文。當時正值清廷號召學堂改革，江南赴日留學人數眾多，往來頻繁，翻譯日文教科書可謂獨具慧眼，順應時尚。但結果出乎發起人意料，此書由於翻譯的粗糙和形式上的死板而銷路不佳，甚至造成了商務的蝕本。夏瑞芳為此特來請教當時在南洋公學任編譯所長，後來任商務印書館編澤所所長的張元濟。兩人研究結果，認為需要對教材進行重新編輯以適應讀者。

很可能就是這個事件的結果使商務發起人意識到自身的局限和突破這個局限的必要性。為了在出版界立足並培育和鞏固自己的讀者群，他們不僅需要拿來西方的印刷設備和技術資本，還需要擁有自己的智慧核心、自己的編譯人員和編譯機構。如果他們自己不能直接承擔編譯工作，他們必須借助與智慧群體的聯盟。1902年，商務印書館進行了一次大改革，創辦了自己的編譯機構，並聘請了張元濟等人來館主持編譯事務。通過建立編譯機構，商務發起人與一批江南文人學者形成了合作關係。從當時的情形來看，聘請專職編譯人員是經過夏瑞芳等人的深思熟慮的、一種突破自身局限的行為。在這個聯盟的形成過程中，商務發起人扮演了主動者的角色。從此商務印書館從印刷業轉變成出版業，從印刷企業擴大為合作性的出版單位。商務編譯所成立後，編譯人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版計畫的設想者和決定者。商務的出版專案開始包含更多的文人書刊，古籍經典，和精英式的印品。但商務印書館的業績中卻一直保留有發起人社群的社會傾向：商務印書館的閱讀主體中一直存在著那個實用性、職業化、普通人的讀者群。商務的附屬單位中也一直有成人教育式的機構。在這個意義上，商務印書館發起人是現代都市普通讀者的最早的發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