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性的都市化：加爾各答與上海的後殖民化發展
作者：[印]特裏第布•班納古
(一)引言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面貌發生了變化。高層樓房，公寓塔樓，城市間高速公路和地下鐵路司空見慣。許多城市開始看上去像西方城市一樣，似乎充滿了現代的舒適感，方便的設施和消費機會。對粗心的觀察家來說，這些是繁榮與進步的象徵。
然而，第三世界的全部城市發展經驗--即使在那些比較繁榮的城市中--與西方的都市化也是大相徑庭的。 第三世界的城市面貌中充滿了這樣的矛盾；奶牛，駱駝，人力車、腳踏車、簡陋的貧民窟與賓士牌小汽車、電腦，地鐵和塔式高樓並存。
送奶工每天清晨仍然帶他的奶牛(或奶羊)在加爾各答現代化的富人區挨家挨戶送奶，破舊的舢板仍在黃浦江上與遠洋巨輪和超級油輪並存，在孟加拉，牛車用來運送電腦，這些事實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城市化，它們需要得到全面的理解，但又被理解得太少了。對西方學者和教授來說，它仍然是一個謎，它使人們無法對它進行簡單的歸類，本論文將討淪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的城市模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城市化是非順序性的，因為當我們考慮到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歷史順序時，它所反映的城市條件和經驗都似乎是不合此邏輯的。它既不是前者發展的繼續，也不對未來做什麼預測。由於這種發展經歷往往違反傳統的西方模式，這些差別被視為由於局部或不完整地向都市化過渡而出現的一種畸型發展。因而就出現了這樣的提法，例如"未成熟的城市'或"不完整的城市"；"城市中的農民"或"農民的城市"。後面的概念暗示一種以民間--城市連續統一性為發展路子的不完整過渡。在這些解釋中，人們可以暗中設想，如同羅斯托夫模式一樣，所有的第三世界城市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西方城市化，取得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繁榮。
事實上，第三世界城市為什麼不可避免地採取成熟的西方城市的形式這一問題從未得到討論。我們在下面的論文中可以看到，在現存的理論中很少有人能做出這方面的回答。然而，什麼時候以及怎樣實現這一形式似乎使決策者們頗為費心。這種城市模式是否的確應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理想模式問題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事實上，在過渡性城市化的實質或城市過渡化的問題上，我們的理論很少。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面臨的這一似乎是矛盾的都市化問題。本文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的城市模式和都市化已經基本上無法解釋當代第三世界城市發展經驗的實質。然而，我們迫切需要更好地瞭解發展中國家正在出現的城市經驗，因為發展步伐和城市化的進程在加快。為了有效地制訂未來的城市發展規劃，城市規劃者和設計師必須具備這樣的遠見和意識．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解，第三世界城市的規劃和設計就會繼續受到西方的規定和標準的約束，而絲毫不知道為什麼或者是否第三世界城市應該學習西方的城市模式。
這裏一開始就批判性地回顧了城市建設和城市化的各種途徑，集中論討它們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然後探討加爾各答和上海這兩個城市的後殖民化發展，在更廣泛的領域內考慮了它們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差異；本文在結論中為理解發展世界的都市化的性質提出了一些建議並為未來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二)第三世界城市的模式
在在對社會科學著作的回顧中，我們對第三世界城市的模式持有明顯的保守觀點。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僅僅是試圖用現成的西方城市模式去套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其他一些人則更加注意第三世界的獨特性，但都受到傳統的世界觀的約束，而這種世界觀基本上是起源於西方的。
例如，以城市和地區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城市模式範圍問題。由於所有的模式都是現實的抽象，因此，人們對抽象的程度以及"現實"是根據哪些模式而抽象化的問題爭論不休。同時，有些人試圖為發展中的城市如加拉加斯和聖地牙哥複製模式。世界銀行曾經要求某學者審查改建貧窮城市的前景，他做出結論說，這些嘗試不僅僅在邏輯上有缺陷(以它們的抽象)，而且它們對貧窮城市並不特別有用。他指出，以低收入為特徵的第三世界城市的突發性和爆炸性的發展產生了各種層次的"正式"和"非正式"市場，以及高科技和低科技的混合體。由於這種技術與經濟上的"雙重性"，傳統的城市改建技術變得毫無用處。對該學者提出的這一基本上持批判態度的評論，我們可以加上這樣的看法，即一般來說，城市與地區經濟模式基本上都是尋求平衡的，更加關注穩定而不是動盪，更加關注當前而不是過去或未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一般沒有談及城市結構與形式的短期性、過渡性與進化性方面的問題。
只是到近期，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著作才對空間和建築環境問題給予嚴肅的關注。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由於城市的概念僅僅在全球的範疇內得到解釋，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現在不得不以推論方式建立城市的欠缺環節。哈威的觀點純粹是理論性的，他從抽象的高度解釋建築環境的作用。拉佛爾建議，馬克思主義對城市空間的處理應該包括空間關係的不同方面，包括城市設計。他的觀點是人文主義的，並且接近於掌握城市化這一概念。但是無論是哈威還是拉佛爾都沒有在第三世界的範圍內考慮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卡斯特爾斯可能是唯一將注意力集中到第三世界城市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將都市化做為對資本主義城市發展過程進行全面分析的一部分。然而，在他早期的理論中，他引用了"依附"埋論，他把雙重的城市發展形式解釋為殖民化發展不足的結果，之後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這種後殖民化依附關係而進一步惡化，但是雙重性在那些年代中是受人懷疑的，正如後面所談到的，依附理論當今被認為是一種歷史的錯誤。但是，在他後期的著作中，卡斯特爾斯轉變了重點，強調社會運動對改變城市形態的過渡性的活力所發揮的作用。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理解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貢獻在規模上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最近幾年，有人試圖獨立地對第三世界的城市進行分析和解釋。擺脫西方城市模式的約束。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兩種明顯不同的類型：一種來自于文化地理傳統；另一種是地理與政治經濟的混合體。前著可參考安東尼•奧康諾與安東尼•金的著作。奧康諾的著作主要是根據歷史根源和殖民化以及後殖民化發展對非洲城市進行分類。另一方面，安東尼?金提出了一個殖民化的"第三文化"的"文化接觸"模式，當時它成為一種殖民化城市形式的基礎，這種形式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次大陸到處可見，金的模式有一個局限性，即它在規模上完全是從歷史角度看問題，僅僅解釋某一個特定的結果。它並不具備許多可以進行概括的特徵，從而能夠用來解釋正在出現的第三世界城市化。
第二種類型主要由T．G．麥基與彌爾頓•桑多斯的著作組成。兩人都是地理學家，兩人在他們的理論上都強烈地反經典派，他們都受依跗理論(桑多斯的情況明顯，而麥基的情況含蓄)和二元化概念的影響，因此，麥基的"城市綜合症"模式和桑多斯的"分享空間"的概念都基於一種假設，即第三世界的發展矛盾可以用一種二元化經濟的存在進行解釋--麥基的模式包括一個"硬"部門和一個"市場或農業'部門，桑多斯的模式包括一個"上環行線"和一個"下環行線"。在兩種模式中，二元化經濟的這兩個部門都被視為享有各自的影響範圍，但相互聯繫較少。由於桑多斯的模式涉及到全國範圍的問題，它對城市化的解釋是有限的，然而它卻給我們捉供了"分享空間"是怎樣影響中心地帶和城市統治集團的方案。麥基的"城市綜合症"模式是受克利夫?吉爾茨的"農業綜合症"的概念的激發而產生的。麥基指出，第三世界城市化的持久特徵可以用經濟的"市場"或"農業"部門的錯綜複雜的性質進行解釋。這一部門可以通過與硬部門進行持續的有限經濟交流而使自身得到發展和維持。在這一模式中，他把"硬"部門描寫成與世界經濟的西方"核心"密切相聯，而"市場"部門在被剝奪的"邊緣"日趨削弱。麥基進一步指出，如果，並且只有當資本滲透到"市場"部門的機會增加時，導致複雜局面的機制才會發生變化，如果資本滲透是徹底的話，那麼最終會導致革命性的變革，例如古巴。這無疑是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解釋資本主義發展的翻版。
儘管麥基的"城市綜合症"模式含有許多第三世界城市現代化的內容並且他試圖提出一種變革的模式令人欽佩，然而他對經濟二元化(像莫漢和桑多斯的論斷一樣)與兩種成份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設想卻未必正確，最近的材料說明了這一點，後面還將談及這一問題。
(三)雙城記，加爾各答與上海
在討論加爾各答與上海的問題時，人們經常會想起一句名言--人們錯誤地將它歸於列寧--"通向世界革命之路是北京，上海和加爾各答"。由於這些城市既沒有成為一場真正的世界革命的舞臺。也不會在不遠的未來成為這樣的舞臺，這種預測只能使我們有機會揭穿關於社會過渡的又一個西方神話。事實上，加爾各答和上海給我們提供了對比的可能性，因為兩個城市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兩者都有殖民史和後來的殖民化城市型式。長期以來，兩個城市都在殖民世界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兩者都是重要的港市，離開闊的海洋不遠並且為富饒豐腴的內地服務。它們在各自的國民經濟中都是重要的工業樞紐，在各自的城市統治集團中都佔據重要的位置。它們是國家文化、藝術，高等教育和科技的中心，儘管它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在國際上享受顯赫的地位。
雖然有這些相似之處，這兩個城市因受各自國家政體和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後隨殖民化發展道路。上海．的發展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範圍內，由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意識形態決定的。加爾各答的發展是由民主印度的混合經濟和它的聯邦制所決定的①。
在另一個層次上，中國和印度的背景差異比它們各自的經濟差異更帶有根本性。從文化上看，中國人比印度人更加同源。古老的文化根基傾向於使中國社會統一和鞏固，而在印度教占主導地位的印度卻產生了結構上差異極大的多元化社會，它在歷史上以"人的等級制度"概念為中心，掩飾物是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宗教)地區主義。因此，中國社會的體系一直是由一種強烈的種族統一和團結感為基礎的向心力所維繫的，但是印度的種姓制和地區主義卻帶來了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不時在各個集團中造成孤立和衝突，導致離心傾向不斷地出現。
考慮這兩個城市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之處，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些帶普遍性的論題，從這兩個城市的後殖民化發展經驗中看。到過渡性城市化的實質。
1．比較城市化，無政府主義的加爾各答和凍結的上海
加爾各答和上海各自繼承的殖民化城市形式是以西方城市的縮影而創造出來的，它們反映了這些移民對母國的思鄉情緒。這種殖民形式也是統治、控制和權力的象徵。出於軍事，經濟和行政的需要，他們建立了城堡、港口，法庭和殖民"第三文化"，修建了別墅、教堂、俱樂部和跑馬場。阿裏?馬茲瑞十分尖銳，但頗為準確地在他的非洲紀錄片中把這種殖民化環境稱為"歐洲的夢幻"。然而這種殖民城市形式仍然滲透到這兩個城市的都市化當中去，滲入到西方作家，包括一些對第三世界文化提出最尖刻的批評的人的浪漫構思中去。
如果加爾各答使保羅想起倫敦，那麼上海早就被西方的訪問者比做巴黎了。詹姆士?法羅斯(1988年)最近是這樣形容上海的："然而這個亞洲大城的確及時地凍結住了。這就是上海，在二十年代自詡為'東方的巴黎'，現在比巴黎本身更加浪漫......在緩．緩流動的黃浦江邊，在著名的外灘上，外國人修建起龐大的有柱廊的貿易大廈，優美的酒店、領事館和公寓樓，人們會把它們誤認為是戰前的巴黎或柏林......。"
這些狂妄自大的以主人翁自居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報導發現殖民化歷史所產生的"凍結"起來的城市形式如此迷人，實際上說明了這一建築形式的持久性，它比西方城市的"半截生命"要更加長久。它還說明它默認了這種殖民建築形式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資本，顯然，這是資本形成更加緩慢。經濟生命更為延長和時間貼現率更為低下的一種作用。
這些記者的報導是根據週末在洲際飯店的停留而寫出來的，他們未能注意到的是爆炸性的後殖民化城市複雜的都市化過程。的確，隨著加爾各答和上海作為大都市而擴展並形成了自己明顯的特徵，舊式的歐洲城市在全面都市化面前逐漸失去了自身的意義。"私人"的歐洲城市有系統地排除了土著居民的存在，它們早就被溶化成為一種後殖民化發展的極其"公共化"的城市。在社會主義的上海，私有財產極少，因此，所有的空間--室內和室外--都基本上是公共的。私有制的最後遺跡是那些由"私人圍牆"圍起來的當地的中國式四合院，它們也幾乎都不復存在。街道成了公共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以來，上百萬人栽下的修整得很好的"梧桐"樹遮蓋著這些街道。
加爾各答變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公共城市"。雖然私有制蒸蒸日上(儘管有城市土地限制法)，公共與機關建築，公園與開放空間、街道與空曠地現在都是毫無區別的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加爾各答的人行道早就成為社區生活的場所，成千上萬名居民每天睡在此地，非正式的貿易在這裏進行。以圍牆和門窗隔起來的私有財產的小島朝不保夕地生存於極度貧困的海洋之中。
今日加爾各答與上海的都市化是顯然不同的。顯而易見，都市化是它們發展歷史、地緣政治環境，各自的"文化"干預與社會控制以及它們各自的收入分佈的結果。加爾各答是混亂、無秩序和無政府主義的象徵，它充滿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衝突和矛盾。然而，儘管混亂、無秩序，它卻是個開放和寬容的社會。它是個貧窮的城市，死者的收容所--最終的福利城市！在這中間，冷漠和貧窮滋生著創造性、科學知識和感情。這個城市產生出印度三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另一方面，上海是秩序與統一的象徵，它在外表和氣氛中滲透了謹小慎微的平均主義。它的工業生產率、科技中的領先地位，它的知識界、文化和藝術都是傳奇性的。它的特徵是高度的社會控制。與所有的中國城市一樣，它並不向所有人開放，接近它的機會是有限的。對中國人來說，能夠在上海生活是一種特權。
然而，這兩個城市的都市化特點是技術的混合和並列，從最原始的到最現代化的，包括幾代人的時間。讓我們看一看加爾各答的交通運輸情況，在這個城市中，人們今天不僅能夠乘坐一輛舊式的人力車，而且還可以坐地鐵。不僅如此，你從辦公室到家裏的路上可能包括下述情況：首先乘地鐵，然後乘公共汽車或計程車，最後一段可能會坐一段人力車，只有它才能在加爾各答老城中彎彎曲曲的巷子裏轉繞。
同樣，上海的現代化也仍然摻雜著早期生活的痕跡，古老的技術和生活方式。1980年夏，兩位規劃者唐納德?艾波亞德與雷?岡本訪問了上海，他們對新老技術的並存印象頗為深刻："當我們的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我們看到一些農民把他們的麥子攤開在跑道上曬乾，風險是我們的大飛機輕而易舉地把這些麥子全部刮走。這難道不是聰明地利用氣流把小麥與麥殼分開的好辦法嗎?"
顯然，我們可以用畢生的時間介紹這兩個城市複雜的都市化過程。其中一些在文學著作、電影和新聞中有所反映。我們在尋找一些共同的大標題把這些經驗歸納起來。彼得?蘭格曾評論說，城市社會研究最普遍的題目是，城市做為一個"有組織的多樣化機體"可以用四種最明確的比喻來形容：城市像個市場，城市像座森林，城市像個有機體，城市像台機器。加爾各答和上海的都市化能用這些比喻來形容嗎?加爾各答是否更像座森林，而上海則更像個市場？或者說，上海更像台機器，而加爾各答更像個有機體？這些比喻能否被視為發展中的都市化的不同階段？
2．後殖民化城市發展
後殖民化城市發展在建築形式上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對加爾各答來說是漸進的和不平衡的，而對上海來說是更激進的和更有目的性的。
加爾各答與上海不同，它不是前殖民化城市。它是英國人1609年建立的，並成為一個古典的殖民化的印度城市，但它卻沒有前殖民化的本土成份在內。因而，這城市一開始就是個戰略城堡，一面臨江，其他三面是長長的防禦土牆(現在成為市中心的一個主要開闊地帶，與紐約的中央公園幾乎一樣大)。"民事部分"包括殖民行政建築、購物區和住宅區，它們都集中在這一大片開闊地的中心地帶。當地孟加拉城的公職人員、店老闆、商人和服務人員在這一殖民中心的周圍生存與發展。從一開始，這個城市就沒有形成線性的模式。然而，由於在早期殖民統治的商業年代裏，河流成為一個主要的交通走廊，日趨發展的都市的線性組織就已經命中註定了。隨後，隨著殖民化工業資本主義的來臨，鐵路把沿河兩岸的加爾各答港與資源豐富的東印度內地聯結在一起。亞麻廠拔地而起，許多煙囪林立的工廠佈滿呼格裏河兩岸，它們戰略性地分佈在河流與鐵路之間。在本世紀前半葉，都市區的形式包括一個市區中心和沿河而上的北部的一系列工業城鎮。
今日的都市區是牢固與完整的城市發展的主體，平均寬度為12公里②。線性走廊的狹窄部分是由從東到西的水澇低地所決定的。在工廠和工人生活的"巴斯蒂斯"區之間，是中產階級的"巴德拉洛克"居民區，這一居民區一開始是沒有任何基礎設施或服務設施的無計畫的白髮的難民營③。這些難民營一開始是一組組茅草房和"庫查"式的建築--開始十分鄉村化，幾百萬人擠在1350平方公里的線性城市走廊中。五個一群，十個一組--它們經歷了約翰?特納在研究利馬難民營時所形容的階段性的漸進發展過程。現在，他們有水電，許多房子成了真正的"普卡"，在一些情況下，成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家庭，它們基礎雄厚，興旺發達。許多生活在都市走廊的人巡迴旅行上下班--一般乘郊區車--到市中心，導致白天的人口膨脹，交通阻塞。因此，市中心仍然統治著都市建築型式，賦予它一種彗星的形狀，有頭，還有一個尾巴。
上海開始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城市，建於西元1149年，它在宋朝(西元960-1120年)從一個沉睡的小漁村變成欣欣向榮的港口，為富饒的農業內地服務。它根據古典的中國傳統被建成一座由圍牆包起來的城市，這個土生土長的城市最終被十九世紀中葉的城市發展所侵吞。在1842年的鴉片戰爭之後，簽訂了南京條約，上海這座有30萬人口的城市終於淪陷。在殖民化初期，這個城市迅速發展，英美租界地給舊城的西北、北部和東北部增加了23平方公里，法租界地直接給西部又增加了10平方公里。儘管租界地的佈局和發展工程設計標準和建築風格不同，但它是以西方殖民形式建立起來的。在中國解放時，上海已經成為由法國，英國和中國本土所尷尬地分隔的一個城市，但它帶有明顯的殖民色彩。江邊的城市在當地被稱之為外灘，它旁邊佈滿了優美的殖民結構--銀行，酒店、公司總部和辦公室--每一座建築都是商業資本主義的象徵，它說明了這座城市幾十年的殖民統治史。
如果說上海的殖民化城市形式是外國統治和港口條約文化的產物的話，那麼上海的後殖民化都市形式就是一種強大的社會主義計畫意識形態的產物了。剛剛解放之後，中國的領導人決心把這個他們認為是腐朽的消費城市改造成為自給自足的生產城市。雖然上海在解放時是個生產城市，具有龐大的工業基地和最高的人均工業產值，但它仍舊像其他城市一樣受到計畫意識形態的約束。"消費城市"的論點對上海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法羅斯指出，它在解放前的年代裏，"成為中國商業、時裝、陰謀、賣淫、吸毒與犯罪的中心。"羅賓遜指出，這個城市與中國民族自豪感的最低點聯繫在一起，"上海這個觀念從歷史上就在中國人的感覺中與腐敗和外國統治聯繫在一起。"
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早期歲月中，城市政策受到蘇聯世界觀的嚴重影響，它相信在大城市中集中修建大工廠。人們在給上海制訂的主要城市規劃中提出在現有的建築區旁新修郊區的工業區。隨後，類似彭浦，曹河清、太昌和高橋等新興的工業區在市郊出現，它有為工人修建的完整的密度極高的六層樓房。
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第一個十年接近尾聲時，上海的人口整整翻了一番，從三百萬人增加到近六百萬人，在都市區，從六百萬到一千萬。控制市中心與都市區人口增長被認為是必要的，在英國綠地區和新城鎮政策的影響下，一個新的主體計畫起草完畢。修訂過的計畫否定了在土地面積上進一步擴展當前城市規模的想法，相反，它提出在距市中心20至70公里處，修建一圈自給自足的衛星城。這一計畫最終確定了現在的市中心的都市形式和衛星城的規模。自六十年代早期，這些衛星城就興建了新工業和住房，小商店與生產率低下，但在市中心佔據主要位置的工廠，這些衛星城對它們又進行了重新安置和整頓。最後，為達到自給自足的標準，都市的農業部門控制了為都市城市人口服務的農村公社。城市的有機廢料重新回收，成為農業土地中的肥料。因為，都市形式做為有效的社會主義生產的機制得到發展。
另一方面，加爾各答的規劃卻是一種追趕式地解決危機的過程。到五十年代末期，這個城市充滿了移民、難民、流行病、瘟疫、饑餓與貧窮，規劃主要受一種不明確的"篩選"哲學所指引，目標集中在基本的生存目的上--乾淨的飲用水、廢料的處置、預防性的免疫、驅蚊法等等。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幫助下，城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大的進步。由於人們開始關注長期的城市問題，主體規劃被擱置起來而採用更靈活和具體的規劃風格。在福特基金會專家們的幫助下，1962年制訂了"基礎發展規劃"，這從根本上為今後25年內加爾各答都市，基本建設項目提供了指導作用。最近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改進和重新安置港口設備，開闢新的公路幹線以緩解長期的交通困境，改善公共交通(包括修建一條昂貴的地下鐵道)，開墾東部的沼澤地以開闢新的城市發展區等等。但是，與上海不同，它沒有一項計畫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驅使下或根據某種從根本上重新規劃都市的宏大遠景的指導思想而進行的。的確，規劃方法現在經常遭到批評，說它未能注意到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且在規劃過程中排除當地人的參與。儘管取得了一些實際的成就，但人們對加爾各答的規劃對城市質量口益下降是否產生了任何緩解作用仍有一些疑問。
除了總體規劃哲學不同之外，這兩個城市在後殖民化發展上存在一些根本的差異。顯然，私人與公司資本在改變加爾各答市中心的輪廓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儘管不如孟買和新德里那麼大。在上海，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新建築都是政府或集體籌建的。只是最近才有一些酒店和辦公樓是與國外私人資本合資修建的。而且，上海的發展是在認真的控制和調節下進行的，而加爾各答的發展則更加開放，特別是在都市區。兩個城市的後殖民化發展特徵導致了它們現代的都市化。
(四)理解都市現代化
是否有一些特定的範圍可以解釋環境截然不同的兩個城市的都市化特徵呢?這樣的分析能否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都市化的實質呢？
在未來的第三世界都市現代化過程中，至少有五個明顯的密切相關的分析領域：(1)建築型式；(2)控制與干預的文化；(3)收入分配；(4)技術間斷性的實質與程度；(5)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的關係。前三點已經在加爾各答與上海的後殖民化發展中談到了。這裏對主要論點做了總結。本論文的篇幅不允許我深入分析後兩點，因此我只能在有限的研究工作基礎上對它們進行假設。
當我提出可以在這些領域內對第三世界的都市現代化進行審查時，我並不想暗示這是個無窮盡的論題。例如：裏查德，奧康奈曾指出，東南亞城市的本土都市化可以細分為幾個部分：社區、統治集團、勞工與權力的劃分，道德與家庭俗語，現代性以及其他。它們的出發點是傳統社會學。下面所討論的幾類問題更加折中和包羅萬象，包括政治經濟學、建築形式與集體行動等方面。
1．建築形式：
有人指出，建築環境是我們每日生活經歷戲劇演出的舞臺或背景。因此，探討一個城市的都市化必須從理解都市形式--它的歷史與發展，結構與組織開始。城市的形式並非象城市經濟學或人類生態學經典理論所說的那樣，僅僅是市場力量(偶爾受當地政治調節)的產物。物質性的城市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一件文化製品。它是受精神的、世俗的、象徵性的或宇宙間的價值所影響的，由卑劣的天性如貪婪、權勢、佔有和統治所主宰的有意識的人類行為的結果。城市形式可以影響生產率、積累、機會、效率、福利與社會主義。物質性的城市可以被看做是私有財富和社會資本的象徵。任何物質形式的改變都不僅僅是形態與格局改變的小事，它從更加根本的方面關係到居民的福利與生活的質量。建築形式的改變可向我們提示集中與分散的傾向，資本積累的形成與投資率的改變，生產率或收入分配的改變。城市形式的過渡是過渡性都市化的一部分。
2．控制與干預的文化：
在我們對加爾各答和上海進行比較時，特別是對比它們的後殖民化發展時，有人指出，城市形式的過渡並不是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儘管人類生態學是這樣說的。的確，最經典的城市模式學說--可能馬克思主義模式與依附理論模式除外--傾向於把它們解釋為封閉的體系。因此，移民的影響或人口流動的過渡性、城鄉差別、城市統治集團的實質、人口的過渡性等等從未被明確地包括在這些模式中，這些模式致力於解釋城市的靜止結構。而另一方面，都市化並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它是個流動的概念！
可以說，這些傾向是各種社會控制措施與不同程度政府干預的後果，這是一種特殊文化的特徵。規劃作為一種國家機器是這種干預與控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其他的措施。無疑，文化革命後期出現的上海的都市化受到人口與移民政策的深刻影響，這在加爾各答的情況下是不存在的，也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加爾各答比比皆是的貧窮，商業與住宅非法佔領公共地區、基礎設施與服務接近崩潰與幾乎是無政府狀態的交通都反映出一種開放性的文化，在這種文化面前，權威與社會控制幾乎失效。
正如我們所指出，干預與社會控制的程度上的差別也反映在規劃方式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為上海所設計的英式的主體規劃與美式的在加爾各答基礎發展規劃中採取的增長的程式性方式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在兩種情況下，規劃的決策都是集中性的和技術壟斷式的，沒有多少政治或公民投入④。
因此，社會制度與干預的文化對城市的都市化產生重要的影響。它不僅能夠決定建築形式與它的成分的特殊組織形式，而且它還能影響個人與團體的權利，特權、機會、控制與參與。它能決定人們是怎樣受到他們的地區的約束的以及人們是否受到這樣的約束。它可以決定城市過渡化的實質。
3．收入分配：
加爾各答與上海的對比也涉及一個城市都市化之後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經濟改革以前，社會主義上海的占統治地位的建築環境的統一性和普遍性反映了中國一至四級的收入分佈情況。根據記載，印度當時的收入分佈是一至二十五級(克裏什納，1980年)。⑤在加爾各答的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收入差異真是太明顯了，"巴斯蒂斯"與摩天高樓並存。
兩極分化與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效果在城市的社會生態學中也反映得十分明顯，在上海，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與統一的住房補貼取消了任何按收入階層而進行的特殊組合。差異與組合可能會因職業階層而存在，特別是牽涉到工藝住宅時。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有一種密度的變化率，密度高的地區是那些更加古老的、更接近市中心的居民區。但這是歷史發展模式的結果，而不是收入差異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加爾各答，"巴斯蒂斯"與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居民區的混合是一種象徵性的地區安排，這樣家庭傭人和其他的服務人員可以就近找工作而節省旅費。
4．技術的間斷性：
自從克利夫•吉爾茨運用"技術二元化"這一概念描述發展中國家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並存的現象以來，這個辭彙就被廣泛地運用於各種目的不同的文章中。經常有人指出，正是這種二元化繼續阻礙迅速的現代化和發展，削弱經濟效益等等。二元化說明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存在不可越逾的鴻溝，它提示很少有改革或連接的可能性。經濟的正式與非正式部門的並存概念也是存在的，我們看一看以下的段落。
可以說，與其說二元化的概念，不如說間斷性的概念更為貼切。因為它並不是一種兩極分化的技術--一極是原始的土生土長的技術，而另一極是現代高技術--而是在發展的各種水平上的間斷的差異。加爾各答和上海這樣的城市可以被視為技術文物的活博物館，它們代表著井井有條的幾代技術的發展，每一代技術都以它的連貫性和與其他間斷體系的一致性發揮著作用。蒸汽機與柴油機，手動打字機與文字處理微機，煤油燈與霓虹燈--在這個體系中，每樣技術都有自己的位置。這絕不是技術的荒蕪！什麼也不會浪費，什麼也不會扔掉！
保存古老的技術也有自己的問題。缺乏零部件可以導致生產率的喪失，但也會產生天才的代用品！在間斷技術中，代用品是極其常見的，加爾各答的出租摩托車和上海郊區常見的以摩托車引擎為動力的小噸位運貨汽車都是這種代用品的例子。因此，雖然存在間斷性的技術，但它們不僅被連接起來，而且以有趣的，創新的和史無前例的方式組合起來。隨著技術"產品週期"的加快，間斷性可能會擴大，甚至需要超越幾代技術。在今天的印度，有人說更經濟的做法是在大城市引進蜂窩狀電話系統，而不要投資去更新已經過時的電話系統，使其達到現代化標準。
保存而不是消滅古老的技術，同步引進最現代化的技術，以各種方式管理，彌合與連接這些間斷性的技術是第三世界都市化最獨特的方面。
5．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的關係：
如前所述，技術二元化的論點鼓勵了致力於解釋發展經濟的經典派與非經典派學者，他們認為發展經濟主體上是二元化的，包括一個現代部門與一個傳統部門，或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而且經典派認為，正是這種二元化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使其無法"滲透"並立住腳，非經典派則認為，二元化是由殖民主義引起，在後殖民化依附理論與全球資本主義中惡化的一種結構上的畸形產物。
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二元化都被描述成經濟的兩種分離的"環行線"，一種是現代化的、正式的，"硬"部門，另一種是傳統的，非正式的"市場"部門。可以認為經濟的這兩個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聯繫。然而，最近有人以經驗主義的方式對非正式部門進行解釋和研究，他們發現越來越難把這一發展經濟分為兩個部門，無論它屬於繁榮式的經濟還是失去活力的經濟。我們逐漸澄清一個問題，正式與非正式部門之間的聯繫更多地是一種連貫性的反映，個體工資領取者、家庭、工業、職業等等在一個系統內佔據不問的位置。因而，正式工業部門與非正式工業部門的聯繫的確比我們設想的要更加緊密。一戶家庭可能生活在一個由非正式的住房市場售房的居民區，但它在正式的市場中掙取薪金，反過來也是一樣。進一步說，一戶家庭的一位工資領取者可能在正式部門中謀生，而同一家庭的另一位成員在非正式部門就業。況且，個人可以在短期或長期內進出於正式或非正式部門之間。絕大多數政府已經認識到非正式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以及它與正式部門的聯繫。在中國，扶植非正式部門的政策得到積極地推行。
然而，從發展的觀點看，有趣的是要瞭解，從總體上說，隨著國家的發展，這--複雜的連貫性結構會持續下去呢，還是讓位於新的關係。進一步說，我們應該問一下，儘管存在這種關係，為什麼收入的兩極分化仍然存在，甚至在惡化。如果說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的關係的確是一種連接良好的連貫體，那麼為什麼沒有出現更快的經濟發展?
在研究過渡性都市化時，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的確，如果我們看一看歷史與現狀，隨著各國經歷不同的發展過渡階段，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本身也可能出現變化和發展，即在發展早期，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的關係可能的確是一種兩分式，而不是連貫式，傳統經濟部門占主導地位。隨著國家的發展，這種嚴格的兩分式可以緩慢地溶解到一種過渡區域中去，表明部門之間交流活動的增多和中間活動的出現。隨著這一進程的發展。過渡區域擴展為一種全面的連貫式。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各國越來越多地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為一體，連貫式縮小，最終被一種正式的部門經濟所統治。殘餘的非正式部門可能依然存在，它由非正式的服務或非法產品所組成。
這種模式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它使人聯想到羅斯托夫的發展階段理論，並且它認為發展意味著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完全成為下體。許多發展問題專家可能並不認為這個模式令人信服，當然它不是對發展所進行的標準描述。第二，加爾各答可以被放在這個模式的某個位置上，但上海屬於哪個位置呢?
(五)總結與結論
本論文的目的是集中論述第三世界都市化的實質--它是什麼，為什麼是這樣。主要論點是，城市理論及模式不一定適用於第三世界的經歷。需要新的見解。加爾各答與上海的情況有助於強調當前理論中所缺乏的關於都市化的一些問題。它們可以被視為是本來的探索領域以及過渡性都市化理論的其他選擇。
① 雖然加爾各答十幾年來生活在馬克思主義的省政府統治下，但它的環境並未發生任何明顯的變化，除了省政府明確地阻止農村人口從西盂加拉邦外流之外。加爾各答的經濟仍基本保留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主義者們很少注意到加爾各答，因為他們忙於在西孟加拉的農村地區建立一個穩定的選區。因此，當加爾各答失去活力時，全省的農業發展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② 都市區的人口1981年為1200萬人，據估計本十年末可增加200萬人。
③ 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近320萬移民進入這個城市，大多數人是東巴基斯坦的難民。在七十年代，又興起一股移民浪潮，他們為逃避東、西巴基斯坦的衝突而到達這裏，這最終導致孟加拉的誕生。這次移民浪潮是七十年代200多萬都市人口發展的原因。
④ 雖然在中國的規劃中，集體與公社一級鼓勵地方決策，但這仍然是一種"三上四下"的作法，中央權威最後做決定。
⑤ 儘管最近的世界銀行（1988年）關於印度收入分配情況表明 它的收入分佈1975-1978年間是一至七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