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雙城記”的文化意義 來源：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41/1/class004100007/hwz32106.htm李歐梵：
我在做上海 港兩地文化比較研究時提出的“雙城記”的概念，其實也可用來解釋許多類似的文化現像。我們考察歷史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城市文化，常常可以列舉兩個有代表性的城市互為參照和比較，如
十九世紀俄國的彼得堡和俄羅斯，二十世紀
美國的洛杉磯和莫斯科 兩個城市的文化形成非常有意思的對比和互動關繫。過去我們研究近現代中國文化，多從京派、海派的比較出發，這種觀念延續至今。我個人覺得，當歷史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港事實上正充當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都市文化方面，它尤與上海可構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對照和比較。
歷史上上海和 港都曾受到過殖民文化的影響。以上海為例，
它本身就包含一個“雙城”––一半是租界文化，另一半是租界以前的江南水鄉的中國地方文化。大家通常所說的
“中西混雜”，這種“混雜”正代表了上海文化的生命力。上海文化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世紀初它“西化”的那一面恰巧包含了當時西歐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倫敦和巴黎。有人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此話隻說對了一半，上海還是“東方的倫敦”，這從外灘的建築上可以看出來––是典型的英式建築。我最近因為做“晚清到‘五四’小說研究”曾去過上海圖書館。我發現，這期間中國的翻譯小說中，福爾摩斯、狄更斯等英國作家的小說占了很大的比例，而當時的閱讀主體並非文化精英層而是更為廣大的市民階層。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如此大量的代表維多利亞式的價值體繫的文學作品能被普通的上海讀者所接受所喜愛，它對上海早期的都市文化，對上海市民的閱讀趣味、審美趣味一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此外還有法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後來白俄文化的影響。這些復雜的文化元素對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發揮過意想不到的作用。
再說上海和香港的關繫，四十年代後期大批的上海商人、上海文化人移居香港，直接促進了 港的繁榮包括文化的繁榮。這些人甚至直接就把新文化傳統，包括一部分上海文化的傳統全部帶到了 港。 港文化可以說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種間接反映。七十年代以後隨著整個世界開始走向後資本主義時期，香港開始逐漸脫離印刷文化的影響，電影電視等視覺文化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上海和香港在二十一世紀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是否所有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都要走向同一個模式？如果不如此的話有無更好的選擇方案？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文化上走出自己的路，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確定和實現自己的文化身份李培德：
九十年代以來，上海出現了一股懷舊熱潮，坊間大量湧現以“老照片”、“繁華錄”、“舊夢”、“滄桑”為題材的書刊及圖片冊，追憶二三十年代大上海輝煌景況，頗受市民大眾的歡迎，情況不比一九九七年前後 港出現的本地史熱潮遜色。懷舊熱潮裡到底有多少歷史研究成分，是值得探討的，但也不可忽略市民大眾已開始意識到追尋自我歷史和身份認同這一事實。
上海、香港研究與任何本地研究一樣，應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問題是以什麼方法從香港和上海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學、電影、藝術中反映出來？上海人、香港人如何看自己本身，中國人如何看上海、香港，外國人又是以怎樣的態度看上海、香港的？所謂海派文化，是相對京派和港派而言的，目前可謂鼎足而三。中國的對外貿易、商業機會，從十九世紀中葉由廣州、 港向上海轉移，四十年代末又由上海轉移到香港。其實，除經濟、商貿往來外，上海與 港在文化關繫上，正如柯保安（PaulCohen）所說，猶如一文化走廊，一些文人知識分子穿梭兩地之間。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和上海又往往成為文學、小說家的素材，在張愛玲和葉靈鳳的都市作品中，無不以 港和上海為寫作藍本。
餘秋雨：
任何都市文化都必須在一個大的空間中確定和實現自己的身份，不然的話，從宏觀發展來說，它的運作就會出現混亂，就會產生諸多弊病。
我有一個感覺，香港最根本的問題是它沒有獲得文化身份。香港有特定的政治身份；經濟身份由於發展太快而不甚明確；文化身份卻無法取得。盡管其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發展，但不管把它放在哪一個文化空間中都是身份曖昧的，無論是以英語文化為基準，還是以中國文化為基準。香港的政治身份已經發生了改變，但
文化身份的改變卻不如政治身份的變化快，需要花很長時間去尋找和安定。
內地文化的情況相對簡單，多是圍繞一個地方的歷史、政治、人文等的發展而形成的，相對比較純粹。而
上海的文化不同於內地，它不僅僅是地方文化––首先，這與其大都市的身份不符；其次，
上海的文化遺產是不明確的，它受了租界等外來物的影響，不再是純粹的一個地方自己的文化遺產了。但由於行政體制結構的制約，它的文化身份又隻能局限地定義為地方文化，這便是上海文化比香港文化更尷尬的地方––與 港文化一樣是移民文化的聚合物，有大都市文化的性質，卻由於行政身份的限制被定義為地方文化––不令人滿意，卻隻能如此。由此，我認為滬港兩地的“文化身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概念。
隻有確定了文化身份，纔能確定發展的方向。大範疇中的文化身份決定城市的文化流向，決定它的移民流向，決定它能被世界承認多少。這裡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
文化身份與行政身份必須是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文人也應將文化當成獨立的事業，不能將文化看作附屬性的東西。
文化身份是在大空間之內提出來的，無論是滬是港，文化的內涵在於它能吸引多少文化移民，對社會文化的流向起多大作用，是否能最多地吸收人纔。而這種對人纔的吸引，不是靠高薪、靠利益，而是靠真正的文化底蘊。從這點出發，滬港都需重新調整，重新結構。
香港：主權回歸與文化的回歸上海：創造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態唐振常：
上海和香港屬於同一類型的城市：都經過“
漁村––港口––以港興商––以商興市”的發展過程，都是移民的城市。
從發展過程來看，上海是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俗話說，有容乃大，上海的城市性格自然是生意盎然、敢為天下先。而香港是以上海為榜樣而建設而發展的，是小上海之崛起，之大變。
中國文化向稱多元，上海尤甚，從來不是什麼海派文化主宰。昔日上海不隻是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還是文化中心；而香港亦非文化的沙漠。但從總體來講，香港以其經濟之發達、社會之繁榮、信息之靈通，在文化學術上應有比現在已有成績更高的成就，這是一個遺憾，也是我要強調的一點。
我認為香港要改變這種狀況的主要辦法就是要加強與大陸的溝通，這兩年，香港幾所大學在兩岸溝通、陸港溝通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這些是不夠的，我們的交流應更深入、更扎實。如語言交流方面，香港應盡快普及普通話，香港報刊上出現的用廣東話造的字實在讓我們費解。主權的回歸，應要求文化的回歸，今後香港文化之發展，應求與內地尤其是上海同發展共變化，各自充分利用其優勢以彌補其不足。
陳伯海：
研究滬港兩地文化，應在多元復合的格局下展開，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洋、南來與北往、高雅與通俗各種成分的彙合，形成兩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風貌。而探討上海文化的多元復合關繫，尤應重視古今、中西、雅俗這三對矛盾的交彙與衝突對文化演進的影響，歷史地考察這一文化構成模式的演化軌跡，並將它置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來評估其利弊得失。
回顧上海文化的歷史行程，它是日益發達的都市經濟和初具形態的市民社會的產物，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發揮著堅持不懈地、全方位地傳播與輻射新型都市文明的功能。它的發展、興盛憑靠市場經濟和市民生活的推動，有賴於政治的寬容與社會的穩定，借助對內對外的開放，還要通過內在文化結構的多元互補互動以達成良性的自我運行。這一切形成上海文化的基本的生態環境。總結歷史的經驗，創造、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上海文化將會有更加輝煌的明天，我們有此信心。
上海人的長處在於有“文化” 港人的特點是“文明”許紀霖：
以我在上海、 港兩地生活的經驗，我認為相比較而言，上海人的長處在於有“文化”，而 港人的特點是“文明”。
我這裡說的“文明”，主要是指有教養的、彬彬有禮的、舉止符合規範的，類似英語中的“civilized”，而“文化”指的是文雅的、喜好文學藝術的、有精神趣味的，類似英語中的“cultured”。文明與文化不一定是衝突的，在更多的時候，兩者可以互補，甚至互相包容。但兩者畢竟不是同一個層面的東西。文明依賴於社會成員共同的價值共識和穩定的行為規範，在古代社會，它被稱為“禮”，在現代社會則以法治作為基礎。而文化則依賴於一定的歷史傳統，特別是精英的文化大傳統。
上海人的文化傳統，得益於兩個方面。其一是明清以來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它影響到近代上海人的精神氣質：書卷氣、重文采，以及精致、細膩、審美化的日常生活。開埠以後，上海人全方位擁抱歐美文化尤其是歐洲文化。歐洲文化的浪漫、典雅也滲透到上海人的血脈裡面，它與歷史上的江南士大夫文化結合，成為近代上海的精神傳統。另一方面，清末以來以上海為中心的知識啟蒙運動，使上海形成了唯智的文化氛圍。市民們普遍地敬重知識，追求精神趣味和生活情調。即使一度受到政治風暴的打壓，也未曾斷根。在改革開放以後，這文化的根被迅速嫁接上，在新一浪的懷舊浪潮中，成為上海人一再重溫的海上舊夢。
相比而言，香港的文化歷史比較短暫。它的文化母根主要是粵語文化，具有本土和民俗的色彩。在殖民文化的籠罩下，香港的近代文化基本沒有受過新啟蒙的洗禮。長期以來，其文化基本上是以一種二元的結構存在：在杜會上層，是殖民的英語文化，但它如同一層油花，飄浮在文化的水面，沒有真正沉澱到社會之中；而在社會底層，依然是民俗的、本土的、非精英的粵語文化。 港文化獨特的二元結構與上海文化的一元結構形成了奇妙的對照。
香港人是實在的、拼命的、富於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點浪漫和夢幻；而上海人則有另一極的毛病：文化有時候流為一種膚淺的包裝，內在的東西很空洞；情調也變味為作秀，多有商業上的曖昧。
中國的文化中心依然在北京。中國有自己的巴黎：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合一的北京；但中國會不會有自己的紐約––商業中心與文化中心合一的上海或 港？比較起紐約，上海與香港究竟少了一點什麼？少了多少該有而沒有的東西，這將是另一個更有意義的話題。
以多元的方式和角度研究滬港文化
裴宜理：
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
上海從晚清到現階段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政權時期，每個政權都給都市文化帶來不同的影響；而上海歷史上還曾有過許多租界，許多國家都在上海留下了他們政權的痕跡，這使得上海成為世界上研究不同政權對文化影響的最好的試驗場。上海是世界大都會，其文化汲取了很多外來因素，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同樣，香港也有類似的經歷，其文化也在汲取外來因素中動蕩發展，研究其歷史，研究其政權變化，同樣可以了解其文化的形成過程。還可以通過比較兩個城市歷史、政權的不同來分析兩者文化的不同。我的意思是，研究滬港文化，可以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從多元的角度出發。
梁元生：
我要提一個
“文化復性”（文化雙重性）概念。這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繫教授黃宗智在其《現代中國》中提出的，意指一種具有兩種文化素質的能力，包括能運用雙語的能力，融合兩種文化習慣和生活方式，甚至能夠自如運用兩種文化的思考方法。具有這種
“文化復性”的人，多數是留學生，或來自教會學校及沿海城市。
滬港雙城，尤為培養這類“雙重文化人”之溫床。我想在這裡指出“文化復性”不但可以用來描述近代中國的某一些人，也可以用來分析地方文化或城市文化的特質及其發展。
近代中國的許多沿海都市及地區，都因為經歷過外來文化的洗禮及衝擊，而具有既中亦西，中西並存的文化性格。尤其是上海和香港，近百餘年來在面對適應和融彙西方文化之後，其城市文化形成了一種雙重文化的特性，影響著整個地方的人文思想及文化生態，這種“文化復性”也影響著在此居住和生活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及民眾。換言之，“文化復性”不單可從人的素質中窺見一斑，
也可以在城市文化的各個表現形式和面貌中呈現出來。從這個層面我們可將滬港文化作一個比較研究。
梁秉鈞：
所謂都市文化是多面化的，我們可以通過報刊、影視、飲食、交通、建築、家具、時裝、漫畫、廣告設計等各方面去看都市文化。都市並不光是高樓大廈的外貌，也包括了都市文化的多元、專精、文明的面貌。都市空間的並置、錯列，也要求不同的觀看、理解與再現的方法，例如徘徊、無目的、無中心的書寫。
談到香港與上海的文化比較，我想提醒一點，我們一般講比較，容易講這個比那個好，那個比這個好；容易講這個是中心，那個不是中心，這個有機會發展為世界大都市，那個沒機會。這已成為一種觀念。我希望將兩個城市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應更多地去看兩者的關繫，
從“mirror”（鏡子）中看自己。這也就是我的“越界”的觀點：越過邊界，不要總去講別人好不好，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挑戰自己，發展自己。“越界”不僅要越過地理界限，更要越過心理界限，這樣纔能更好地交流。
文學的兩種姿態和文化策略的異同
王蒙：
文學與地域雖然不產生直接的效應，但與地域有密切的關繫。就生活的便利和社會的文明程度而言，上海不及香港；但是，上海比香港浪漫得多。看香港的電影，使人對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愛情”產生懷疑，使人覺得世界上最愚蠢的語言是“我愛你”。上海就不是這樣，不論是田漢、曹禺、茅盾、張愛玲，還是當代的王安憶、陳村，他們的作品都有浪漫的氣息。我喜歡讀上海的文學作品，上海的作家作品飛翔在上海的建築之上，使這些建築增加了靈氣。
王安憶：
我很注意城市的性格。憑我對上海的感覺，她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城市，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城市，所謂咖啡館其實是一種風雅，是人們在自己那種很結實的人生裡加上的一點調料。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概括我們現在的生活，
我隻是感覺我們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不感性了。從美學上講，比如建築，我喜歡那些舊式的建築、感性的建築。我喜歡它，是因為我們對它的種種需要都是裸露在外的。譬如說上海石庫門房子，在哪兒洗東西，在哪兒曬太陽，在哪兒做什麼，這些需要都很裸露。如今我們都住公寓，人和他的種種需要都被隱藏起來了。對我們搞藝術的人來說，這種城市化很可怕。
在這次會議上，我有一點小小的遺憾。我們談城市，談發展，談現代化，可是我們很少談人。我們一個勁兒地發展、發展，到底發展是為什麼？我們千萬不要讓咖啡館之類遮住了眼睛！
許子東：
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與上海《現代》雜志關繫密切。抗戰前後南來文人也曾將救世戰鬥文風帶到 港。但我以為 港文學真正確立自己的位置與路向還是五十年代以後。現代文學的幾條線索除了在北京上海占統治地位的“左翼文化”傳統外，其餘傾向全都轉移飄零到香港。侶倫的新文學伙伴黃大石、張吻冰、岑卓雲等變成了流行作家傑克、望雲、平可；周瘦鵑、張恨水傳統經過三蘇、倪匡、梁羽生、金庸的發揚光大；而京派文人堅持的“自己的園地”，也經過梁實秋《雅舍小品》的中介，一直延續到“王綱解紐”專欄繁榮的香港散文。張愛玲對香港純文學的影響更不難從以都市安身立命，現代主義與傳統小說語言結合以及注重市民趣味等方面詳細梳理。有意思的不僅是五十年前幾條文學脈絡斷線流落 江，更在於張恨水、梁實秋與張愛玲分別借金庸、董橋、白先勇等的作品在世紀末重回上海（乃至中原）。
以“上海文學”為參照繫，香港文學最重要的特點，一是無法介入體制上的意識形態運作，以康樂為主要功能；二是沒有經過“五四”反傳統運動，保留較多舊的生態心態；三是更多方言口語的制約影響。但近年來很多香港作家有意無意以強調本土來抵抗新舊外來文化壓力，香港文學使命感的意識形態功能似乎又與五四憂國救世傳統在方法精神上不無相通。
上海 港兩種文學姿態與文化策略之間的異同，頗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