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到烏托邦-當代國際藝術大展與地域文化建構的新關係》

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reply1.asp?no=48466&Object=art

理論城市歷史：從戴奧斯、考斯多夫到柯司特

http://www.bp.ntu.edu.tw/bpwww/citydesign/3.htm

懷舊遮蔽了真實的老上海

網址: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193536.htm

王曉明 李雪林

李：瀰漫在出版界、收藏界、娛樂休閒界的“懷舊熱”、“老上海熱”歷經數年而不衰，最近似又有升溫的趨勢。您是否思考過，這個文化思潮的出現，有著怎樣的背景和內涵？學術界對這些零散的現象有沒有一個整體的界定？

王：上海的“懷舊熱”其實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到現在差不多有十年時間——從慢慢開始萌芽到發展成一個“熱”，到目前它還在持續，還沒有降溫的跡象。這個“熱”最早體現為文學領域中張愛玲的小說熱，隨後又擴散到對蘇青那樣的上海淪陷區作家的重新關注，她們的作品在校園和文學人口中悄悄地流行。90年代中期開始，對老上海的懷舊熱在幾個方面同時顯現出來：第一是各種各樣的文字讀物；第二是一系列消費場所，咖啡館、酒吧、飯店、歌舞廳，甚至是服裝店，“1931”、“時光倒流”、“30年代”……都是以懷舊為特色的消費場所；另外就是與這些消費場所的興起相聯繫的裝潢風氣，包括很多私人家庭、公共場所的裝潢。我們都知道，80年代中後期上海的裝潢時尚是以強調現代感、強調新奇和顏色的明亮為特點的，到了90年代中期開始慢慢有做舊的傢具出來，舊沙發、舊椅子、舊桌子、舊皮箱、舊留聲機、月份牌、黑白照片……都是新生產的東西，卻做成舊的樣子；再就是影視作品、圖像作品，廣告，首先是舊上海都市的故事背景，然後牽扯到與上海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江南舊農村的大家族，老爺、小姐們來往於上海和鄉下小鎮之間，交替出現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宅和上海豪華的洋場生活，對比也好，聯繫也好，這構成很多電影和電視作品的基本背景；最後是大規模的街區改造，整條弄堂，整條馬路的改建，改建的標準可以說就是“整舊如舊”，恢復舊上海的模樣，“新天地”就是一個例子。很多街區都以過去的傳奇故事作為無形資產，很多新開的飯館都標榜說是某某名人的公館。今天，懷舊熱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強烈的表現。

●過去歷史上實際存在的上海是一個多面體，可現在卻變成一個單面的懷舊：只講奢侈、享樂、消費的一面，而忽略了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一面

李：在這種社會生活多層面的懷舊的共同作用下，人們一提到老上海，腦海裏就會浮現二三十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灘，豪華氣派的花園洋房，以及小資情調的生活趣味，於是有一個疑問就產生了：對於一個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的舊貌，我們看到的是它本來面目嗎？聽說您最近正在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王：我們可以拿懷舊熱所講述的這個老上海的故事，與歷史記載中的上海大情形做一個比較。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實際情況到底怎樣，以各種各樣的歷史記載為依據來看，我覺得起碼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過去歷史上實際存在的上海是一個多面體，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都是多面的。前不久《上海文學》上還重新刊登過當時的一幅漫畫：黎明時分，一邊是打著哈欠的人從夜總會出來，一邊是早班的工人上班去，從這個景象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有著兩種不同的生活：一些人生活剛剛結束，一些人生活剛剛開始。這就是一個複雜性。當時的經濟有繁華的一面，也有破產的一面；從政治上來說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而且正好是日本鬼子入侵，難民大批逃到上海，逃進租界；從文化上來講也是完全不同的，有追求新奇的海派文化、講究奢華的消遣文化，也有魯迅，有激進的抗議和批判的文化，像艾蕪他們那些人，住在上海的亭子間裏，去上海的工廠裏義務給工人開設夜校。就算同樣是跳舞廳，現在一講就是百樂門，其實在工人區周圍也有便宜的跳舞廳，有針對年輕工人的各式各樣的學校——包括教跳舞的學校。可現在呢，變成這麼一個單面的懷舊，只講老上海的繁華，而與這個繁榮、富裕、紙醉金迷結合在一起的苦難、悲慘和動蕩，幾乎統統都不見了。

李：對於30年代上海的複雜性，您能再講得詳細一點嗎？

王：在20世紀30年代，可以說並存著三個不同的“上海”：一個是十里洋場的“上海”，一個是市南市北的狹窄彎曲的弄堂裏所謂小市民的“上海”，還有一個是蘇州河兩岸的工人區、棚戶區的“上海”，如果這樣說大致不錯，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懷舊的故事，都只去懷那個十里洋場的舊，而不懷另外兩個上海的舊？更進一步說，對十里洋場的生活本身，今天的懷舊熱所提供的圖像，也是非常單一的。上海從一個中國式的縣城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國際化都市，首先是由外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由“租界”推動發展起來的，因此，你可以說是因為有了洋場，有了現代的工業，另外的兩個“上海”也同步發展了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一講起上海，先想到外灘，那是很自然的。可問題是，那個洋場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除了那種半殖民地環境所造成的奢侈的、享樂的、消費的那一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方面？比方說那種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開闊的世界眼光、上海人對新奇的東西的敏感、對新的生活趣味的包容和欣賞，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鮮活的一部分。我個人更覺得，上海真正的有活力的地方，還不僅僅是創造物質財富，建工廠、蓋大樓，它還有文化上的創造力，上海從1910年代開始就逐漸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文化的生產性首屈一指。即使是當時遭到北方輿論批評的海派繪畫和戲曲，對於繪畫、京劇和其他地方戲曲的變革的影響，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上海更有很好的西洋音樂，出版業非常發達，各種新的思想，譬如馬克思主義，都能在上海迅速流傳，陳望道就是在上海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而且，對這個時代的最激烈的批評也大多是在上海產生的。這就是上海啊，上海當時能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就跟這種文化上的開放相關。可你看今天，一講十里洋場，就是房子怎樣考究，大廳什麼地板，吃什麼樣的西餐，這當然是洋場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洋場最重要的賴以存在的東西。同樣重要的是，既然講洋場，就應該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講這洋場裏培養出來的奴性和勢利眼，如果這些都不講，光講洋場的消費時尚，那就是嚴重的歪曲了。

●當“懷舊”一步步被整編成一個“熱”，一種時尚，最初它所包含的文化和
思想的多樣性就被消解掉了

李：懷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的一種感情需要，當他對當下的生活狀態不滿的時候，很容易懷念過去。90年代以來的懷念老上海在開始的時候是不是有對抗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的一面？可是為什麼它發展下去卻越來越時尚化，越來越單面化，與廣告、MTV這些所謂工業文明的產物走到一條路上去了？

王：你使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老上海的故事（有一套書就是用的這個名字），都是講階級鬥爭，講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講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30年之後，再來回憶老上海的時候，焦點完全轉到了另一面，好像完全沒有了苦難，只有繁華和富裕。如果說五六十年代的那種歷史記憶是片面的，30年後這好像轉到了相反方面的新的歷史記憶，同樣是非常片面的。更重要的是，90年代以來的懷舊熱的變化有一個過程，本來可能是自發的分散的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懷舊的情緒和表達，一步步被整編成一個“熱”，一種時尚，而在這種變化過程當中，最初的那些懷舊衝動所包含的文化和思想的多樣性就被消解掉了。嚴格地講，懷舊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各個國家各個時期不一樣，現代的最早的懷舊當然是懷被工業文明污染之前的舊，那是從歐洲開始的，一般也不會去懷都市的舊，在一個高速運轉的現代都市生活裏面轉暈了，人們會懷念安靜的、恬淡的、節奏緩慢的生活。你說的話有一點是對的，開始的時候肯定包含對當代生活的不滿。但是上海的情況有點不同，上海是一個過去曾經相當發達的地方，後來因為封閉而落後了，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再來講上海的發展，講上海要重新成為東亞最大的城市，這個“將來”就勢必會和“過去”奇特地重疊，而對上海的過去生活的描繪，就不止是單純的歷史描述，一定會成為對當代生活的暗示。在這個意義上講，如何敘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為了如何想像未來上海的問題。

李：從您的分析可以看出當下對於舊上海的懷念在很大程度上其實虛構了一個虛假的舊上海，人們對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記憶是扭曲的，懷舊使得一個複雜的時代的記憶簡單化了、片面化了，這種單面的懷舊對於處於懷舊情緒中的人、對於當代生活會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呢？

王：一旦你的歷史記憶狹窄化了以後，一旦你覺得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那樣一個繁華的世界，沒有別的東西，這座城市裏只有快樂和光明，沒有夜幕下面的有色的乞討者，你就很容易對現實的生活也發生錯覺。實際上我們今天上海的生活，也和歷史上的情形一樣，是非常多樣的，有很明顯的發展，也有許多問題，有城市硬體的不斷膨脹，也有軟體上的空虛、欠缺，這是今天的生活的真實情況，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如果總是要把對生活的那種多樣性的感受、把你對現實的複雜的體會簡單化，甚至將它們統統收編成一種單向度的欣喜、感慨、快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所以批評目前的懷舊熱，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歷史總是和現實直接相關，人總是不知不覺地在歷史的比照下理解現實，你對歷史的記憶越是豐富多樣，你在判斷現實生活的時候就越容易清醒，越有可能發現並克服生活中的缺陷和陰暗面。

●如果文學不能創造出與“當代潮流”不同的趣味、悟性和想像，不能向社會提供一個比時尚勾描寬廣得多的精神視野，它的價值就相當可疑

李：在這種單一的懷舊裏，有些文學卻成為展現舊上海“魅力”的一種手段，您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又從文學角度介入文化研究，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王：對於這樣的作品我稱它們為讀物而不是文學。好的文學永遠是向這個社會提供複雜的精神的、趣味的圖景，這是人類需要文學的一個基本的原因，也是文學的基本價值所在。在今天，如果文學不能創造出與“當代潮流”不同的趣味、悟性和想像，不能向社會提供一個比時尚所勾描的寬廣得多的精神視野，它的價值就相當可疑。所以，文學在本性上講起來，是很難被一種統一的力量所利用的，即使被一時利用，也不能長久，因為它本身很多樣。90年代中期以來，重返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的現實，重建對最近二十年社會巨變的深入了解，越來越觸目地凸現為文學河流中兩道互相引發的激流。這“生活的現實”絕不僅僅是指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更是指我們的整個生存狀態；“二十年社會”的“巨變”也不僅僅是指發生在這二十年裏的事情，還包括這巨變背後的歷史和國際因緣。因此，這個“重返”和“重建”就不是簡單地去記錄日常生活、揭發社會弊病、暴露現實問題，而是要通過對生活的重新想像和刻畫，打開洞察當代中國人基本生存狀況的審美門戶，開闢據此深思我們的現實、將來和過去的精神思路。王安憶最近的創作表現得就相當的鮮明，從《長恨歌》到《富萍》到《上種紅菱下種藕》，可以看出，她似乎有意要和那些渲染風花雪月、美人遲暮的老上海故事拉開距離。她執意遠離“物質主義”和“強勢文化”的籠罩，把注意力掠過洋場，下落在截然不同的人事和風俗當中，力圖創造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上海故事。我覺得在今天，王安憶最近的這些小說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體現了文學對時尚的那種反抗的本性。王安憶當然不是惟一這樣的作家，因為我相信，優秀的作家永遠都是別具慧眼的。

《文匯報》2002年8月5日

後現代的風格‧後殖民的香港：關錦鵬電影中的（反）國家寓言
林文淇

國科會研究計畫期中成果報告（NSC86-2417-H-008-004-B6）
簡瑛瑛編，《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縣︰立緒文化，1997，175-216。

轉引:http://www.ncu.edu.tw/~wenchi/kwan.htm

在九０年代，中國的現代化依然持續，國家民族主義的論述依舊高漲。一九九七香港自西方殖民者手中的「回歸」，將更加鞏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的主體意識假象。因為香港特殊的地位－－是相對於西方殖民勢力的中國，也是相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好解決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化即面臨的兩難：當時是反殖民侵略（包括西方國家與日本）的愛國運動與積極西方文明學習的新文化運動之間的矛盾，現今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道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間的衝突。香港的「回歸祖國」將是一段中國現代殖民史的正式結束，又將是把西方的經濟發展直接橫向的移植；既能滿足唱著「讓一九九七快點兒到吧！」的中國歌手艾敬對於「花花世界」的嚮往，也能夠了卻鄧小平期望（在有生之年）收回這塊中國領土的政治心願。儘管所謂現代化的中國主體中的分裂不會因為香港的回歸而消失，在香港卻是維持現代化中國的主體完整性的重要「他者」。

上海：情欲在尖叫
朱大可(8月26日20:41)

轉引:http://www.anewfocus.com/wwwdigest/society/001028so-1.htm

　　經過近長達四十多年的政治嚴肅時代，上海正在重新成為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情欲超級市場，這個事實令許多上海知識者感到歡欣鼓舞。衛慧用她的"尖叫"，報導了都市情欲的復活和高漲，從而令上海再次成為國際市場關注的焦點。"蝴蝶"是一個全球化的隱喻。在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和希臘神話裏，蝴蝶的語義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情欲本身。衛慧的"蝴蝶"的"尖叫"表明，情欲通過一個上海女人的喉嚨，已經發出了尖銳、性感、亢奮、勢不可擋的喊聲。 　　 　　

我們總是按照既定的情欲地理學原則去觀察上海--這個中國情欲地圖上的女臀，也就是把外灘作為上海的主要性感帶或外陰部1來加以評論（上海的另外兩個傳統性感帶是淮海路與衡山路）。十年以來，在外灘四周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包括：出現了兩條陽具（帶有一個巨大睾丸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造型上更加單純的金茂大廈）以及一大堆類似陰毛的建築群落，而上海民眾及其外地遊客們曾經競相爬上陽具的頂部，以便能眺望所有那些著名性感帶的偉大風貌。 　　 　　

是的，作為最著名的外陰口，外灘這個"中心"在八年前已完成了拓寬工程。另外兩個"基本點"之一的淮海路（霞飛路）經過改造，也大致恢復了舊殖民地"東方香榭裏舍"的旖旎風情；衡山路則雲集了各種西方情調的酒吧，成為准中產階級製造情欲和精神自慰的秘室。在市場經濟偉哥的催動下，一些新的性感帶正在崛起，如浦東大道、南京東路步行街和徐家彙等等。這些變化令各個性感帶開始在情欲地圖上互相銜接起來，並且更利於被人們觀淫或撫摸。 　　 　　

作為歷史上最招引農民注目的性感帶南京路的變遷，也許可以成為觀察上海的另外一個案例。1949年解放軍進城時，農民出生的佔領者曾經對它散發出的"香風毒霧"深感畏懼。一支名叫"好八連"的小分隊奉命成為性感帶守望者，監視並企圖制止情欲在這個區域的爆發。在那部名叫《霓虹燈下的哨兵》的電影中，出現了一個情欲的化身--燙頭髮說英語的摩登女郎，但她卻是國民黨特工，要去點燃士兵們的被壓抑的情欲。這是情欲有罪的證據。經過意識形態的嚴厲鎮壓，南京路逐漸結束了它作為上海的陰道的風流使命。但五十年之後，南京東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條淮海路，雲集著大量豪華KTV包房和風姿綽約的三陪女。情欲重新回到這裏，變得更加囂張和放蕩。 　　 　　

在遠東地區，只有上海具備了發展情欲超級市場的兩大基本元素：龐大的人口（尤其是女人）和發達的陰性文化。但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上海的情欲一直被限定於臭氣熏天的菜市場。每天清晨，蓬頭垢面的女人和小家碧玉的男人們在這裏相會，在腐菜和爛魚的氣味中採購著春天，又在無恥的討價還價中完成日常意淫。這種瑣碎的操作維護了情欲的最低消費。

　 在市場全面開放的時代，上海情欲終於在社會資本主義的支持下捲土重來，實現了全面復辟，並在每一個階層都得到了熱烈響應。余秋雨、陳丹燕和陳逸飛們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懷舊化情欲、衛慧們的都市白領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將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貨幣化情欲，以及官員的權力化情欲，所有這些情欲組成了罕見的情欲共同體，參與到市場消費的浩大洪流之中，並受到體制的堅定保護，或者說，正在成為市場化體制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對上海歷史的簡單回顧，顯然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重要新聞事件的發生。上海所處的長江三角洲（中國陰阜的另一種官方叫法），正是中世紀女性化情欲的的最著名的溫床，它展示了從"梁山伯祝英台"專案到"白蛇傳"事件的纏綿的情欲傳統。越劇和黃梅戲大肆贊助了這種柔軟的情欲美學，令它成為近代市民階層的主要靈魂嚮導。 　　 　　

殖民地時代的上海情欲曾經達到過一個非凡的高潮。這是由那些美貌多情的江南女子創造的奇跡。儘管張恨水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徐志摩的詩歌、以及穆時英、劉呐鷗、邵洵美和葉靈鳳的現代主義小說都洶湧地言說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張愛玲的出場，才將殖民地情欲推向"欲仙欲死"的高潮。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這種古怪的景觀，那就是這種上海的某種強烈的女陰特徵。正如陝西是產生男性情欲的歷史悠久的溫床2，而賈平凹是這類話語的代言人一樣。 　　

毫無疑問，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話語的最合適的代言人。 　　 　　

越過上海的中古和近現代情欲史，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偉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湧現。耐人尋味的是，她們居然同時扮演著煙花女子和國家話語發佈者的雙重角色。 　　 　　

江南從來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煙花柳巷，這一傳統得到了良好的延續。直至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整個上海及其周邊地區仍然妓院林立，展示著遠東最大色情消費市場的偉大風貌。 　　

在這個情欲矽谷中誕生了一些聲名顯赫的尤物。明末吳越"愛國"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兩個楚楚動人的風塵先驅；而後，上海青樓"四大狀元"之一的賽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銷魂的一個，她對於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的床幃勸戒3，以及她與維多利亞女王和德國女王在社交場上周旋的"雍容華貴"的姿態，很令國人感到"揚眉吐氣"，從此成為帝國末世的救國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揚州雛妓張玉良是一個更為典雅的寓言，她的裸體自畫像在巴黎獲獎，成為畫布愛國主義的又一範例。上海妓女總是在用身體大義凜然地表述著國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張玉良真正實現了身體話語的偉大轉換：從一件情欲市場的簡單貨品，變成了一個利用身體話語進行視覺宣讀的"藝術家"。張玉良的裸體自畫像《裸女》充滿了對肉體的無限憐惜，這種憐惜達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須大面積修改自己的醜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個更加"真實"的肉體鏡像。但她謳歌肉體的行動，卻為殖民地上海情欲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從此，上海"吃文學飯"或"吃藝術飯"的人，都聚集到了用身體話語言說情欲的偉大旗幟的下面。 　　 　　

這是情欲在新世紀裏最重要的五大變化之一。在情欲解放區和"大翻身"的年代，張愛玲的旗袍的胸襟和下擺均已遭到了撕裂，文學正在進一步放肆地肉體化和感官化。衛慧的身體美學宣言《上海寶貝》，從頭到尾散發著口紅、褻衣和女性生殖器的狂歡氣息，所有的皮膚和器官都在其間舉行熱烈的話語慶典和遊行，向公眾炫耀著後殖民時代女性肉身的魅力，而靈魂則退化為一件披掛在身體之外的風衣。其中一個名叫"馬當娜"的女人，隱喻了那個西方身體解放運動女聖徒，後者象一盞指路明燈，照亮著上海旗手的奮勇當先的身影。而在衛慧的附近，一干"美女"戰士都在爭先恐後。這種肉身化情欲大爆炸的景象，重新確立了上海作為頭號情欲市場的龍頭地位。

　是的，上海情欲的市場化和消費化，就是它的第二種重大轉折。舊殖民地時代的布爾喬亞式的面紗被揭去之後，超級市場的氣味變得越來越濃烈。精明的女人象兜售內褲一樣兜售著身體的"自傳"，期待著文化嫖客的光顧。情欲的無償奉獻時代早已一去不返，情欲經濟開始發達，人民幣和美金操縱了情欲市場行情的漲落，而且它的市場價格正在隨著貪婪指數的猛升而日益高昂，並因此製造出了大批情欲資本家，也就是那些身體資源交換男人資源而成為富姐或富婆的階層。這些新興資本家聯合那些准中產階級女市民和職業"三陪"，構成了情欲市場的主要賣家。她們擁有強大的隱形情欲霸權，足以在幕後操縱國家官員和國家資本。人們已經看到，貪官和情婦的秘密互動，構築了當代中國情欲政治學的框架。 　　 　　

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注意到了衛慧小說的一個基本立場：一方面炫耀著女主人公的性經驗和性機能，一方面謳歌西方陽具的偉大性3，這種對中國男性買家的輕蔑，暴露了商業時代的國際主義特點：新興的中國情欲不僅要徹底擺脫黑市經濟學的枷鎖，而且正在廣泛尋找出口渠道，以期加入"世貿"的偉大行列。和所有中國產品一樣，它急需在西方市場範圍內找到更大的買家。克林頓與萊文斯基的辦公室演出，顯示了情欲在全球消費市場中的隆重地位。 　　 　　

情欲的摩登化，是它的第三個重要變化。摩登的都市景觀和現代化物質時尚，成為情欲大爆炸的最重要的語境之一。這些摩登場景既是當代情欲從中誕生的搖籃，也是情欲用以演出的佈景。陽具化的摩天大樓、義大利咖啡、美國轎車和法國香水，構成了虛張聲勢的現代化符碼碎片，拼貼成一個情欲在其間騷動的舞臺。這種情欲的摩登化起始于穆時英和張愛玲等人的小說，卻在衛慧的小說中走向極致，呈現出與保守的賈平凹式的男性情欲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我看來，這很像是中國情欲走向全球化的一場紙上預演。為了自我推銷，最原始的情欲渴望獲得一個時尚的前衛包裝。 　　 　　

情欲的第四個變化是，它現在終於擁有了自我傳播和張揚的權柄。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女人象今天一樣肆無忌憚地放送著自己的身體隱私，並且越來越擅長身體作秀和進行新聞策劃，用情欲話語的每一種變化來製造"賣點"，以爭奪公眾的寵愛。這其實就是市場推廣原則的顯現。衛慧和棉棉無疑都是情欲營銷學和情欲廣告學方面的專家，有報導稱，早在學生時代的戲劇表演和作品朗誦中，衛慧就已經發出蝴蝶式的"尖叫"，這可以被視作是身體解放運動的第一聲啼鳴。而後，上海的弄堂就到處響徹了情欲的歡叫。 　　 　　

借助海外出版商和數碼網路，上海情欲的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經久不息的迴響。但人們已經發現，《上海寶貝》充滿矯情的性謊言。虛榮的賣弄、浮華的炫耀、誇張的細節、對於上海都市摩登事物的狂熱崇拜、淺薄的時尚趣味，各種劣質的床幃噱頭、道聼塗説的生命體驗，加上每一章前面的那些西方名人格言，如此眾多的粉彩，拼貼成了一個脆弱的脂粉話語格局。儘管衛慧在其後的幾部小說中調整了這種大驚小怪的話語姿態，但仍舊不能消除它們的內在的虛假氣味。這情形就象衡山路上的歐洲情調的酒吧，所有的佈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說是　有靈魂的物體空殼，閃爍著意識形態贗品的光澤。 　　 　　

在中國文學的性革命現場，到處散佈著這類假模假式的性神話謊言，這就是情欲的第五個變化，也許還是最值得我們探究的變化。早在九十年代，中國傳媒已經實現了從政治謊言向情欲謊言(生活謊言)的重大戰略轉移。報紙編輯、電臺和電視臺的主持人，利用煽動情欲來吸引公眾，提高發行量或收視率。而上海主持人由於擅長"發嗲"，成了國家情欲的最受歡迎的代言人。

然而，中國情欲並未因此獲得健康的生長，而是遭到了謊言的替代，從而變得更加虛偽和無恥。人文情感崩潰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貨幣。毫無疑問，只有大量的偽造的情欲，才能維繫這種龐大市場，為急速膨脹的情欲消費提供保障。而為了迎接這種情欲經濟的全球化挑戰，在發生過來自上海衡山路的第一聲尖叫之後，許多蝴蝶都在預謀發出類似的尖叫。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我對此將洗耳恭聽。
　　
注解： 　　

1即使在文革時代，這裏的堤牆仍然是情人們冒險約會的主要地點。 　　

2"賽氏斥之於瓦德西，促瓦德西整飭紀律，制止士兵的淫亂搶掠，凡有關聯軍想使中國人難堪的事，她一定在瓦德西面前力爭，使北京城的治安獲得相當程度的恢復。北京城百姓生命財產，因此保全了不少。"（引自：《中國歷代名女-名妓傳》） 　　

3 1992年在澳大利亞，原上海文匯報女編輯施國英曾經發動一場關於中國男人性能力的大討論，由於法新社的全球報導，而在西方成為一個有名的新聞事件。施國英說，中國男人在性生活方面八個不行，兩個馬馬虎虎，這就是所謂的"二八論"。 　　

（轉自“新語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