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路上法式情到的錦江建築群。這張拼貼的圖景是沿著「蘭心－錦江－國泰」上的茂名路景緻。左上是蘭心大戲院，右上是錦江建築群，左中老夜上海餐廳，左下是有中西融合時尚旗袍店「上海灘」，右下則是傳統「中國風」的旗袍店。（圖．文／許景泰）

今日的國泰電影院。自上而下：夜上海的國泰電影院，現代化的室內裝潢，國泰電影院外觀建築，街頭來往人與車，週邊的商廈大樓，影院內的理髮廳，“POSH SHANGHAI”精品店。（圖．文／許景泰）

後殖民摩登:打造上海影／城

註：節錄碩士論文結語

許景泰

國立政治大學國播電視碩士生

摘要　　

　　本文重新整理上述打造上海城市過程中，連動影響電影院的建構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景緻。在既有的上海城市和影院歷史基礎上，描繪出一張完整的上海電影院慾望地形圖的文化面貌，最終再次確認「再現的上海與都會影院想像工程」是含混著新的文化殖民性意義。


（一）幻想的空間與慾望地形圖

　　綜觀後殖民歷史脈絡來看，殖民時期、新殖民時期、後殖民時期，這個歷史時序的接承關係，是殖民母國對殖民地依賴關係不斷變動過程中，一個連貫的殖民歷史。這些變動關係是隨著一連串殖民形式、依賴關係、歷史環境和空間結構之表現不同，產生了不同類型的殖民處境。因此，全球化下後殖民語境，在不同國家與城市之間有著不同與不對稱的歷史過程。在本文論述的上海殖民城市歷史發展，並非完全承襲一個綜觀的殖民時序來演變。它在不同的殖民歷史面向，有著不同時期的分野，例如：自上海開埠後－中國建國前（1842年～1949年）可算是一個上海城市殖民時期；然而到了中國建國後的上海，它不是普遍認知的“新殖民時期”（在政治和經濟上依然無法擺脫對原宗主國的依賴，在新的全球時空繼續被原宗主國進行非領地化的殖民），而是進入中國社會主義主導下一個處於相對較封閉、隔絕的後殖民城市。可以說，上海這座後殖民城市是直接跳過綜觀的殖民歷史進程，渡過近半個世紀後，在九○年代面臨全球化時代與新的文化帝國主義的作用與影響。

　　因此，殖民後果的「持續性」概念，在上海殖民城市的表現上，存在殖民歷史的斷裂或模糊的特性。這也凸顯了對於後殖民的理解，不應是一個靜態、單向的概念，它還包含著特定歷史語境與非歷史因素的雙向、有機動態形式的交織併存。在上海殖民遭遇的過程中，更因殖民租界類型的獨特性，產生了不同的殖民空間結構之表現。在經濟貿易關係與西方來往緊密下，也在不同空間形式加疊下，展現出各種帝國宰制經濟和社會依附形式與控制關係。雖然，西方帝國主義強國對殖民地上海所進行的壓迫、宰制、奴役與剝削的政策，和一般殖民掠奪行徑類似：有透過移民、原料掠奪、奴役販賣、資本輸出、商品傾銷等擴張形式。但上海的社會內部功能與外部運作的空間表現方式，卻在租界和通商口岸所結構的空間運作不同，從而構築了特殊的殖民空間結構。

　　就上海城市殖民空間結構來看，西方為了有效地支配“中心－邊緣”結構性要素－上海城市。不僅是透過銀行、商業、生產中心形構出一個巨大網絡，並且藉著在空間中散佈的公路、交通、資訊加以交織鞏固。在地理空間位置上，也因上海處在遠東航運的焦點位置和大西洋歐洲與美洲之間的正中位置，成了亞洲殖民城市區域的中心樞紐。因此有論者指稱，在殖民經濟體系的區域性空間位置裡，上海所扮演的是“半邊緣”殖民城市功能，是不同於一般殖民城市處於邊緣的位置。（樊衛國，2002：40-44）。在社會內部功能上，因著租界條文中明文確認西方的殖民權威主體，但是在上海租界割據與通商口岸的情形，只可被視為“半殖民”情形，這種非用完整的殖民體系駕馭上海的情形是複雜的（李歐梵，2000：288-289）。可以確認的是「西人透過物質文化設施，如服飾、生活方式、市政設施包括道路、煤氣燈、自來水、電燈、電話、火車、公園、公共衛生等等，造成與中國傳統方式的區別」，構成了上海在文化、政治、經濟意識和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西化影響（汪暉、余國良編，1998：93-94）。

　　然而，殖民主體與被殖民受體之間文化相互雜交結果，使得上海文化充斥著，中西文化融合，非固著單一刻版、二極對立的混雜產物出現。這種混雜性的生成，主要可歸因於各方來滬的洋人漸多，又適逢中國政局紛擾，引發一批精英、財富、流民、難民等人士的移入，內、外複雜的兩股勢力匯聚在上海的結果，造成多種中西異文化彼此交流、衝擊、激盪、雜交和融合，構築出“上海獨特半殖民文化語境”，“上海混血、不純、雜種的城市性格”。因著上海這城市混血的性格，也連帶造成了中國看待上海不等同於「純真」中國的差異。除此之外，殖民時期的上海歷史，也造成中國迥然不同的文化景緻，上海是華洋雜處、浮華與腐敗共存，放射出與中國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租界自成一格的政治空間與動盪不安的中國還形成了強烈對比。同時，上海內部也在租界與非租界區隔下，呈現出文明之外，西人對上海華人的壓迫、歧視、剝削等絕然不同的城市景緻。對外，原初作為中國傳統城市的上海則是一躍成了世界城市，一座逼近西方尺度的現代化城市，被西人稱作“東方的巴黎”。種種因素導致中國在看上海這座市既是現代、流行的城市，又對上海為西方帝國主義盤據，崇洋、混血、雜種（不純）的城市性格感到不恥，造成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矛盾的裂痕。這矛盾的裂痕，深植在社會主義中國心中，影響著日後中國對於上海的態度總是夾雜著特定觀點與糾結複雜矛盾的情感。

　　交纏內捲的上海半殖民城市情況，也直接反映在如同一種普通商品被大量地建造起來的上海殖民電影院[1]。這些強烈西方建築風格特色的上海影院，是與這座城市現代化同步，是隨著世界電影發展進程併行的。西方冒險家為了 “利”，從最初先在上海茶館、茶園放映電影，而後蓋起鐵皮屋，再到一棟棟豪華如宮殿般的電影院。在地理上，構築了標誌著西方霸權的電影院建築，內部空間則呈現出西方進步、現代的文明物質，上海電影院成了富有殖民性的一座消費幻想空間。到了三○年代電影業更是百花齊放，造就了上海「東方好萊塢」[2]的名聲。城市與影院形構成一張魔媚的「視覺圖像」，呈現出一張「慾望地形圖」。上海城市的「映像」（image）在通過看電影的儀化過程，闡明了電影到城市，城市到日常生活；觀眾通過進入電影院觀賞電影與這城市間相互作用，搭起了一個充滿異域情調的城市文化風景線。電影院在此間，不僅扮演電影與城市一座寄情、消遣、逃逸的通口，還在影院空間充斥文明物質、現代化設施、藝術設計，成了摩登的電影宮。可以說，這張「慾望地形圖」即是由「地、形、圖」組合而成的－她是東方論述裡，西方對「想像地理」的上海，欲求征服、掌控重新再現的慾望城市[3]；她是交混著「上海世界主義」[4]與「東方好萊塢」等等繁華盛景所編織而成的「上海形象」[5]；她是這座城市遍佈西方霸權的建築與華洋雜處所投射出來的文化圖像、映像[6]。

　　不過，這張「慾望地形圖」在一個連貫的歷史變遷過程中，在殖民之後，產生劇烈的空間變動與文化景緻變化，甚至有好長一段時間被中國凍結起來、失去炫燿、流行的色彩。簡要來說，中國建國後即開始將意識強加一切，使得上海不僅覆蓋了厚厚一層的國家民族意識，上海也從消費城市轉型成工業城市。如果說三○年代上海租界可視為一種相當特殊“半殖民地”城市的話；那麼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後，上海的後殖民化都市形式就是一種強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計畫產物。這時的電影院空間也成了國家宣揚民族精神與教化的重要生產工具之一[7]。進入文革時期，在一次十年風雲變色的變革，極左意識的偏差引起了鋪天蓋地的動盪、不安和空前的創傷，也造成租界時期西方所遺留下來的上海商業現代物質基礎與商業設施深受危害，在日益老舊下，呈現一片破敗、凋零，毫無商業與消費活力的黯淡城市景象。直到八○年中期以後，上海才又逐漸復甦，有了明顯的起色。如果說，殖民時期的上海城市“映像”被西方殖民權力話語架構在一個充滿誘惑、渴望被征服的「陰性化城市」[8]，使得在殖民之後，中國意圖凍結上海一切被視為腐敗的流行消費、充斥物質慾望的負面印象；那麼，上海蟄伏了近四十年之後，中國重新大開門戶、資本市場再度席捲上海下，也一併引起了西方帝國貪婪的目光注視，情慾式的回眸上海，喚起了西方對東方救贖、關注的回歸。

　　事實上，在一個全球新的時空，上海開始大步邁向全球城市的發展過程，西方開始以跨國公司、跨國資本新的身份，隱藏殖民侵略的色彩，再次重回這座城市。全球時空壓縮，不僅加劇了上海與西方城市緊密的經濟、文化往來，也一併讓西方有機會再次確認、更新印刻在腦海中想像的上海。有意思的是，上海電影院在這變動過程中，不只扮演連接電影和城市一個通口，提供都會男女一個約會的理由，給城市人們一個娛樂、消遣，或是逃逸的文化窗口、幻想的空間。還在九○年中後期，「城市空間劇烈變動」、「國家電影政策對外資的鬆綁」[9]雙重作用下，重構了另一張「慾望地形圖」浮出地表。
　　
　　這張嶄新的「慾望地形圖」呈現一種新、舊上海城市建築的併置、尖雜的城市與影院文化風景。在上海“大翻新”的年代，強大慾望力量的體現是有意思的指涉在兩個雜交主體身上，一方是西方集團，以新的跨國公司、跨國資本身份再次對上海投射出無限的慾望，慾望滿溢擴延至中國內地市場，把一片中國廣大的市場視為征服的對象，因此野心勃勃的在上海設立了許多以西方集團為首的跨國總部[10]。一方是中國本身，因著根植在社會主義中國心中，上海被視為一個混血性格的「他者」。這個中國的「他者」惡的形象，是聯繫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文化脈絡。如前提的，中國根存的矛盾情感（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裂痕），雖然在今日對上海城市強調的重點與心理狀態變了，使得上海城市有機會再度起飛。但是，中國卻是有意透過重構「他者」－上海，以一個西方鏡像的新的混雜「他者」東方城市出現，藉以投射到新上海未來美好的願景。更直接來說，國家是寄予上海的想像是一方面利用開發上海浦東新區作為城市發展的競爭力，以及整合、重構地區內的經濟基礎，使得「大上海」成了中國與其他各國周旋、重要發展的位置；一方面國家試圖對上海浦西遺存的殖民建築進行修舊、摹倣，以便虛構一個老上海形象的視覺幻想，藉此來媚惑西方對上海再度回眸注視，吸引大筆資金投入中國，從而轉化成中國主導下一個真實“新上海”深遠的榮景的強大推進動力。可以說，半個世紀後，上海再度成了“滯後”的中國，想像西方最近的操作場域，這一切活動最大的目的是，中國為了迎頭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所策動的。

　　在國家與跨國資本的合力運作策動下，一座座新穎電影城也自平地拔起。例如，在上海影院發展上，《北京青年報》報導即指出：「上海影院業在全國的地位舉足輕重。在國家廣電總局公佈的全國第一批6家五星級影院名單中，上海占到三分之一。」「各種資本進入中國影院業，其中不乏著名的跨國公司。比如，美國影像巨頭柯達公司兩年前就投資了超極電影世界。.....有意思的是，由美國兩家跨國巨頭投資的電影院同處上海最繁華的商業圈——徐家彙商業中心區，隔街相望。去年這兩家影院的票房收入總和高達5000萬元人民幣左右，占上海當年電影市場票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未來巨頭的影院業蛋糕充滿了想像力。」[11]這也讓以西方好萊塢為首的跨國集團，得以在國家政策鬆綁下，以一種新的文化帝國主義重回上海。國家與跨國資本合力打造下，上海城市不但以超光速來作發展，在地理位置上，也再度成了中國對外的重要窗口城市；影院的發展上，也成了“西方潛入中國的第一步棋子”[12]。

　　打造新式上海現代化的電影城，如同讓上海再度成為國際性大都會一樣必要。在國家（政府）與跨國資本兩股勢力交集下，迅猛速度建造一棟棟新穎上海電影城，在劇烈的城市空間變動中，連動推倒了不少年久失修、老舊，無市場價值的老上海電影院。另一方面，國家（政府）大舉修舊具有文化價值的殖民建築影院空間，從而展開了一批近代優秀殖民建築影院的重新包裝、打造，營造出一種後殖民摩登的幻想，與新式電影城一併共構出再現東方好萊塢的神話「形象」[13]。最終，在國家（政府）與跨國資本互相“借力使力”、“競合交織”運作下，搭建出一張新上海都會全新的慾望「地、形、圖」組成。這張新開展的文化圖景，她不但是西方希望重新再駕馭想像地理的上海，征服的野心還自上海擴及其他中國城市和中國內地；同時，也是中國一方面透過重修浦西殖民建築，以重現一個老上海繁榮的形象；一方面疊映到正在發展的浦東新區。最終在新、舊城市建築與影院建築一座座蓋起之下，重新交混構築了新上海城市影院文化風景。映入眼簾的一切，是在國家（政府）與跨國資本持續策動下，城市與影院搭建出的中國新都上海的文化圖像。從而構築了一張令人玩味的中國新上海都會「慾望地形圖」。

（二）再現的上海與都會影院的想像工程

　　不僅如此，「再現」的上海城市與都會影院的文化想像還是國家與資本合力運作的「想像工程」，投射出來的想像是眼前一片大好的城市遠景。這種想像可以說是在經歷一個連貫歷史，被簡化、片面化被整編在一個老上海繁華與富裕的世界形象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壓抑已久的上海，在沉睡近半世紀後，好不容易在九○年代中期後再度呈現一片上海復興的盛景，使得人們再次回憶往日上海或想像老上海時，樂觀的氣氛稀釋了沉重、嚴肅的中國社會意識，並且有意思的淡化、模糊十年文革所帶來的浩劫、創傷；另一方面，更在國家（政府）刻意營造深遠的大上海榮景下，掩蓋了昔日老上海遭遇殖民宰制的種種行徑，遮蔽了曾經的苦難、腐敗與醜惡面目，讓一切焦點投射在三○年代繁榮的老上海形象。從而讓上海的懷舊或想像上海的過程，是籠罩在那老上海光彩奪目的城市現代化物質與文化，這座城市的舊與破敗事物自然不是想像與強調的重點。

　　在相當程度上，進入九○年代，上海即是存在「向前看」、「向後看」兩股勢力同步、交織的「想像工程」在對上海城市與影院作用。一股「向前看」的想像力量，是在全球化加劇下，使得國家企圖將上海塑造成全球城市，成為全球最大的繁華新上海都市；一股「向後看」的想像力量，則是如上所述，上海後殖民城市的文化語境，是刻意閃過苦難的半殖民上海情況，浸淫在四面八方湧現的老上海懷舊熱潮，透過各種形式的文化書寫以便重返那美好的「原畫形象」[14]。上海半殖民性問題於是被國家有意思的“翻轉”，讓一棟棟修舊、營造的殖民建築與殖民影院遺址再次成為引起人們驚訝、迷惑的上海異域奇觀[15]。

　　一場再現上海都會影院文化風貌，即是在這兩股力量作用下，被狂亂的重修、新建給發展起來了。它讓這場空間運動覆蓋著一種特殊的想像意識，「向前看」的「想像工程」，驅使了一座座新式電影成的崛起，淘汰老舊的電影院；「向後看」的「想像工程」，則是讓近代優秀的殖民建築影院重生、再現了老上海電影宮的摩登形象。不僅如此，在國家與資本合力運作下，加強了這兩股想像意識上升的力道，力量泉源還糾結著複雜的運作過程。

　　先從“新穎的電影城”開始。可以說，打造上海電影城的「想像工程」是潛藏著一種文化含混的書寫過程，它不僅在空間上，包含城市空間與電影城空間的複雜運動，使得鄰近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一併對上海城市空間作策動[16]。更在中國影院政策開始開放外資投資下，讓這些＂中間勢力＂進入了中國影院市場，成了這場打造上海電影城不能被輕忽的力量。這意味著從事後殖民“想象工程”的創造性主體並不完全是二元對峙的僅有歐美西方人，或僅存中國或上海人，其中更夾雜著介於本土和西土之間的「港商」[17]或「台商」，甚至含混夾雜著其他第三勢力。

　　在《綜藝》雜誌一則〈中國電影業復興〉的報導即指出：「這個龐大的國度在迎來電影誕生100周年的前夕，興奮地看到了民族電影業復興的前兆。…第八屆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導演研討會上，中國電影人第一次揚眉吐氣地向國人宣佈了票房數年來第一次大幅增長的喜訊。在《英雄》、《十面埋伏》等國產片在海外創紀錄受歡迎之後，此次內地香港、臺灣和澳門的電影人們史無前例地團結在“振興華語電影”的旗號之下。與此同時，投資界開始思考認真地介入這個以往被看作一片凍土的冰冷行業：中影、西影以及珠影等大型國有電影集團排隊海外上市的前景，也開始變得明朗起來。業內人士相信，2005年對中國電影業來說，將會是另一個開創新紀元的年度。」[18]

　　電影城結合商城重新空間化的結果，首先在國家管控機制上，一定程度主導了影院外資投資比例與分配，並在先在沿海重點城市試行情況下[19]，外資的流入往往強迫“半封閉式”的選擇中國想像的符碼（第一度書寫）。然而，商場及市場開放性，往往迫使好萊塢成為影城主流文化商品，並且好萊塢大片的電影造勢活動往往外拓到商城的廣場以吸引觀眾，使得西方得以在此空間成為主要的文化論述者[20]（第二度書寫）。還不只這樣，中間流動夾帶的是大量含混的第三世界發達國家，香港更在這之間扮演著中國極具重要的策動力量。簡要來說，中國有意思的引渡電影工業發達的中國香港“第三勢力”，利用“香港” 雙重性身份（同時具有中國血緣關係和第三世界殖民背景）轉化成避免上海都會影院被再次殖民的中間協商與競爭機制。中國引渡“港商”的力量，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香港成熟的電影商業操作模式，以便在中國大陸正加速學習與外國競爭模式之際，讓資本市場“雜交過程”亦能拉近中國與好萊塢（或歐美）不平等的結構地位[21]；一方面是增添電影院放映影片的多樣性，避免逐年增加的外片配合，完全為好萊塢「進口大片」瓜分市場，進而陷入文化帝國殖民主義的泥沼之中難以脫困。這種態勢在九七年香港重回中國母體，更確立了中國在競爭激烈的資本市場中，利用香港壯大中國以便與西方在城市影城發展上足以相互抗衡，讓中國亦「有權作雜交」，香港成了被中介的與協商機制（第三度書寫）。因此，這場國家與資本的文化含混的書寫，即是中國政府一方面利用“上海殖民城市混血形象”作為中介電影外資進入中國的（國際）文化浮橋，以便塑造上海的國際形象城市，另一方面，“港商”的中國血緣關係和第三世界殖民背景，「她」的身份雙重性，成了中國有意消解上海被再次殖民的協商或競爭機制。

　　除此之外，中國還有意更積極的透過國家民族意志強力灌注下來推展富有“中國特色”的「大片」，國家（政府）運用強大的力量，竭盡所能的掃除一切資本主義市場上的障礙，強制影院同放一部電影。這種民族文化盛景，塑造出彷彿同看一部「樣板戲」的情況，創造出驚人票房成績。因而在後殖民文化語境情境裡，再生中國文化復興，避免被全盤西化的危險。因此，建設有“中國特色”在官方結合民族訴求下，成了一種中國僅有的獨特市場操作模式、文化民族消費模式[22]。最終，打造上海電影城的想像工程，在中國對香港引渡、策動下，以及中國自身的強加一切作介入，將這場打造上海電影城的想像工程，更加逼近的指涉在新中國主體上。最終，打造上海電影城活動，即是在中國、西方（好萊塢）和中間勢力下所形構而成的文化含混書寫。

　　再看“重新營造老上海殖民建築影院”過程。三○年代上海租界的老上海電影院文化，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打斷了此西方想像的延續，西方人感到無限失望的離開，而現在上海老電影院空間雖已非西方人所佔有，然而，卻成為上海城市迅猛發展之際，另一場新、舊後殖民話語冒險的文化場域。如果說，國家（政府）透過中介上海，進行殖民建築干預、置換了空間的文化形式，以便重構一個西方熟悉的文化場域，再現一個＂新東方上海＂神話；那麼，在持續構築的變動過程中，也在不斷扭曲、雜混了殖民建築的空間。這使得重回歷史的空間場景，處處是充滿歷史破綻、裂痕，找不到原初的空間，產生了重寫歷史的可能。同時，在一片上海懷舊熱潮推引下，透過持續“誤讀”、＂詮釋＂，動搖了西方掠奪者固著的殖民符號、霸權標記，從而在改寫歷史變動過程中，重構了一個新上海混雜性空間。

　　可以說，這是一場國家（政府）與民營資本合力對老上海殖民影院空間，對殖民影院遺存所展開的，既戲擬又具顛覆性的文化翻轉策略。換言之，國家（政府）對新的後殖民話語的接管策略，是利用在市場開放的年代，國家（政府）與民營資本投入大量資金，大面積的修改、摹仿、重製了這些城市資產－「殖民建築影院」，以展露出一個全新且真實的肉體鏡像。鏡像所折射出來的是一個西方熟悉的虛構“上海形象”，它聯繫著三○年代上海“電影宮”的魔魅誘惑。在城市文化產業上，成了一種國家（政府）有意佈局、策動下重新營造的文化空間、消費的賣點。在新的歷史時刻上，全球化時空下的上海懷舊熱，提供了一個不斷與歷史對話、交流、協商的光譜。當帝國以戀物凝視姿態持續確認刻版的上海印象，維持“殖民凝視（殖民規訓）”的穩定性時。其實也在懷舊氣氛中，經由各種懷舊媒材創作、歷史重寫、開啟了歷史對話空間。上海殖民影院建築遂而在這種作為想像真實的懷舊場景，為國家（政府）重新攪亂空間、戲擬式的重新營造，刮去重寫了歷史。最終，在國家主導下，以一系列置換、挪移、修舊的過程，驅使原初西方殖民主體被幻化為一種靈魂作為建築的外衣，在大翻轉的想像工程中，置換了原初主體，轉而指涉在中國新建立的對象身上，重新賦予了老上海殖民影院新時代的文化意義。

註解：

[1] 1925年，上海影院141家，佔據全國影院80%（王文英、葉中強編，2004：106）。

[2]上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上海曾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第一次輝煌，那時的上海被譽為“東方的好萊塢”。

[3]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也指出：「在歐洲人的想像地理中，有兩大主題：西方是強有力的、清晰明白的，東方則是遙遠曖昧的、被征服的國度，這兩大主題成了西方人看東方的角度。」（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1999：79）遠東的上海，即是西方急欲掌控的慾望城市。

[4] 李歐梵指出：「世界主義也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如果世界主義意味著“向外看”的永久好奇心－把自己定位為聯結中國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文化斡旋者--那上海無疑是30年代最確鑿的一個世界主義城市，西方旅遊者給她的一個流行稱謂是"東方巴黎"。」（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292；293）遠東的上海，即是西方急欲掌控的慾望城市。

[5] 關於「上海形象」十分複雜且褒貶詞彙多樣。上海知名學者熊月之在〈近代上海形象的歷史變遷〉一文中對上海形象有不少著墨，其中，他指出：「在形容上海繁華形象的眾多詞語中，流行最廣的莫過於“東方的巴黎”。」「這種提法常見諸報刊，並將上海與倫敦、紐約、東京相提並論。」（熊月之，2005）在此特別表明的上海形象，即是西方想像上海常常與西方歐美其他大都會加以對比，他是隱含著西方帝國急欲征服之地的一種表現。

[6] 西方列強在租界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不但是一種殖民地景（colonial landscape）的重新塗抹、構築，在視覺景觀上還呈現出城市意像化的映像（image）感受。
[7] 中國建國後，電影的社會屬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種高度政治化的主流意識，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文藝觀，讓電影同其他文藝形式一道被看成「黨的文藝工作」和「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王曉玉，2003：104；106）。

[8] 《三聯生活週刊》〈上海的女性表達〉一文開頭即寫到：「上海城市的陰性氣質似乎早就被下了定論，棉棉說，我愛上海，上海是母的。」 （三聯編輯，2002）事實上，上海作為東方的他者，早已潛在「女性」的特質。例如：《東方主義》描述到：「東方主義本身全然是個男性領域…她們展現了無限的肉感，或多或少是愚蠢的，而更重要的是她們是心甘情願地投懷送抱。」（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1999：307）儼然，上海自身的陰性化特質是被多樣的眼光來看待，且是持續不斷被加強的。

[9]關於「國家電影政策對外資的鬆綁」，較重要的法令有：《電影劇本（梗概）立項、電影片審查暫行規定》、《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詳見附錄「中國電影開放政策一覽表」。

[10] 《財富》雜誌針對全上海市最新跨國投資的統計數字提出說明：「自1990年開始到2004年止，全球五百強企業已有 281家進入上海，其中166家在上海投資了 837個項目；26家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設立了30個營業性機構； 89家建立了上海辦事處。上海已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集聚地。」（轉引《解放日報》（2004），〈上海：跨國公司重要集聚地〉）

[11]平心（編輯）（2005)。〈外資進軍中國影院業 時代華納購上海永樂49%股權〉，《千龍網》。（收錄於http://finance.qianlong.com/26/2003-6-26/180@918116.htm）

[12]孫麗萍（2003）。〈美國華納投鉅資建多廳電影院 撬動中國影院市場〉，《新華網》。（收錄於http://61.129.65.8:82/gate/big5/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31014/class014800011/hwz1026472.htm）

[13]於此指稱的「形象」本身，是投射在三○年代上海東方好萊塢神話「形象」。然而，目前上海影院的一座座蓋起的盛況，正好符合三○年代老上海影院發展的盛況。必須順代一提的，上海影院的盛況不等於上海影業的興盛，因此，這兒指稱「形象」是一種城市影院映像式投射出來的幻想。

[14]戴錦華（1999）。《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06-108。

[15]例如：南京大戲院（上海音樂廳）、美琪大戲院（美琪影劇院）、大上海大戲院（大上海電影院）；光陸大戲院、國泰大戲院（國泰電影院）、蘭心大戲院（上海藝術劇場）等。均被列為上海城市規劃優秀近代建築保護單位名單，被國家（政府）重新修舊、營造。

[16]例如：上海的和平影都與來福士廣場相鄰、相通。和平影都主要是國家事業單位大光明集團為主；來福士廣場則以新加坡外商為主（佔95%股份），看電影與購物消費互通的結果加劇了空間邏輯與消費邏輯緊密的關係。再如：香港瑞安集團的投資開發的新天地（佔97%股份），規劃一個電影城空間出租，最後由港商吳思遠取得。這些例子均證明了這些中間勢力的對城市與影院空間策略重要性。（資料來源：研究者親身採訪和平影都王伯政經理，新天地UME國際電影城吳思遠經理。）

[17]2003年7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香港電影幾乎是完全開放。

[18]張墨、徐敏（2005）。〈中國電影復興 〉，《綜藝》，第2期，2005/2/17。

[19] 2004年1月1日開始，在中國電影當局頒布《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正式的實施後，突破了多年對外資進入中國影院的限制，將中外合資影院外方投資的比例進一步放寬，使得外方對電影院的投資比例最高可達75％，並允許外資在北京、廣州、上海、成都、西安、武漢和南京作為首批試點城市與內地合作夥伴「合股」建影院。

[20]王文英、葉中強主編的《城市語境與大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間分析》其中就以「完整的生態鏈：一張週末休閒的路線圖」為題，描述到：「鏡像（影城）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再空間與空間的交叉中得以確認。…以商業區為中心點，與休閒、飲食、購物、廣場等公共空間結合，完成一個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巧妙溝通。」然而，作者在鋪陳這一完整的生態鏈時，也不斷出現西方文化的消費空間與文化符號，如：星巴克的小型咖啡廳、肯德基、PIZZHUT等等（2004：130-134）。不僅如此，以自身實地探訪的感受，還另有巨型電影人偶、各式進口大片的海報、好萊塢電影商品，購物廣場還有進口大片的造勢活動等等。

[21]一則《亞洲週刊》關於香港電影競逐國際的報導，指出了香港七大陋習與優勢，其中優勢是：（1）高度自由的創作自由；（2）完善的法治，有利投資環境；（3）國際融資經驗豐富；（4）不斷提高的經營管理水平；（5）編導及演員融合全球華人力量；（6）提供吸納中國人才及資金的最新平台；（7）電腦科技水平高（紀碩鳴，2005：25）。

[22]三聯（編輯）（2004）。〈張藝謀的霸權時代〉，《三聯生活周刊》，7月21日。收錄於http://ent.sina.com.cn/r/m/2004-07-21/ba4505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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