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殖民影院與文化空間營造
註：節錄碩士論文部分內容．投稿論文
許景泰
國立政治大學國播電視碩士生
摘要
本文分析上海電影院與殖民性之間的關係，藉著重繪上海電影院，以及殖民歷史對影院本身的文化生產與再利用的指涉意義。推衍出今日國家對上海殖民影院建築重新修舊，文化空間加以營造，所衍生出來的新殖民文化意義。這些上海影院殖民歷史問題，為依附在國家如何指涉、定位老上海殖民影院的殖民意涵。同時，在今日國家一系列的資本的介入、刻意的營造、修舊下，試圖翻轉象徵西方殖民霸權影院的文化意義，重新賦予老上海殖民影院新的歷史定位。以俾使全新構築的影院指涉在一手主導的新中國主體身上。
關鍵字：上海電影院、殖民性、文化空間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果說，我們對於上海城市的“映像”總是存在電影之中，那麼在凝視這座慾望城市的過程，必定也在城市空間裡，浮現不少電影的場景。有趣的是，電影院在這之間，巧妙的扮演了連接電影和城市一個通口，它提供都會男女一個約會的理由，也給了城市人們一個娛樂、消遣，或是逃逸的窗口、作夢的空間。在今天再次看來，三十年代那一座座深具摩登魅力的上海「電影宮」，多半早已成為過時、淘汰或改作其他功能使用的空間。當今電影城取代了過去的電影宮成了新的文化消費場域。不過，真正令人產生視覺性媚惑、入情，甚至為來往遊客所熱衷的，卻是那一座座有著輝煌歷史的老上海電影宮，她殖民建築的身軀沾滿著異域的氣息，成了蟄伏已久的上海電影，再度展現上海摩登魅力最佳映像。然而，殖民時期的老上海電影院，在事過境遷今日再看這些遺存的老上海電影院，前、後又有何殖民性意義指涉轉變？基於這個研究動機，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有二：
1. 探究老上海電影院的殖民性與其文化意義為何？
2. 今日這些遺存下來的老上海電影院殖民建物，國家是如何重新加以運用？同時，國家又是如何閱讀或改寫老上海殖民影院的殖民性？
2. 上海的殖民現代性與電影院空間
上海歷史學家唐振常先生在〈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提到，上海之所以能獨異於全國，除了其上海通商口岸具重要位置外，租界政治體制的完備結構，和西人為數眾多、經濟利益最為密切、發揮效益也最大，加上租界為期最長，使得上海租界成了殖民利益的典型。同時，西方伴隨殖民擴張，挾帶而來的物質文化顯然與精神文化相較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汪暉、余國良編，1998：93）。在李歐梵看來，上海這個變動過程尚包括社會經濟制度，以及新的公共構造所產生的文化活動和表達方式的擴張，同時也涉及城市文化生產和消費空間的增長，電影院更是構成上海文化母體，重要的現代性空間（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7）。上海時值租界城市的發展，大量的物質文化設施在一套城市計畫下，可以說是形塑「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1]的一種重要手段。那麼，殖民影院建築是如何被建構的呢？
上海影院發展之初[2]，受到外來西方文化和物質文明進程的影響，開啟了西方娛樂形式在中國茶樓、餐館、戲院等傳統文化消費空間的滲透[3]。1908年外來洋人雷瑪斯利用放映電影賺來的錢，在上海公共租界修建了可容納二百五十人的第一家上海電影院－虹口大戲院。之後不到十年的功夫，也陸續出現了一批由外國人投資經營的影戲院，如：維多利亞（Victoria）、愛盧普（Apollo）影戲院、愛倫（Helen）活動影戲園、夏令配克（Fromely Olympic Embassy）、卡德（Carter）、恩派雅（Empire）、萬國（China）（上海電影志，1996：613）。電影與影院的出現，造成了上海大眾文化公共空間的結構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王文英、葉中強，2004：8）。
隨著西方的探險家來上海從事經營電影者漸多，影院逐漸成為一種西方資本運作與其市場經營手段之一。到了二○年代以後，去高檔電影院看電影已成了一種殖民權力的象徵。租界上的電影院，透過殖民霸權的土地使用、資本與勞動力運作，以及電影院空間投射出大量的西方現代性物質與文化想像，強化了強勢西方與弱勢東方的顯著對比。尤其是，一座座殖民影院建築外觀，明顯標誌著各式各樣標誌西霸權建築的視覺文化。例如：「20年代陸續建成的恩亞派電影院、國泰電影院在現代風格中還帶有藝術裝飾主義的格調。30年代落成的大上海電影院，則利用大片豎向遮陽板作為構圖母題，無任何附加裝飾，呈現著現代主義風格。到了40年代，建成的美琪大戲院和皇后大戲院，更表現了西方現代建築熟法更為成熟的設計」（羅小未主編，1996：5）換言之，上海的電影院不僅象徵城市的炫耀性消費活動，它更在空間裡裡外外投射出西方歐美進步、文明、現代科技的色彩。不僅如此，影院空間裝飾富麗豪華更是加大了人們對現代西方的幻想。《上海電影志》即記載，夏令配克（Fromely Olympic Embassy）影戲院在1914年9月8日開幕時，即堪稱當時上海規模第一，裝潢十分富麗，電影放映則多為美國及法國影片為主（吳貽弓等編，1996：614）到了三○年代，隨著電影步入有聲時代[4]，一批最新建成與改造的高檔電影院興起，創造了上海東方好萊塢的電影盛景。相對在這段期間經濟落後的中國，從事看場電影以及放映有聲電影，僅在少數經濟大城市較為流行，上海可謂全中國電影發展最蓬勃之地[5]。在租界上海經濟迅速發展下，20~30年的上海，影院開幕如雨後春筍般，幾乎每隔一個月就有一家電影院誕生短短二十年間，上海新建和開設的電影院達40餘座（魏可風，2001）。
當時有“遠東第一影院”之稱的大光明電影院，還可見到如宮殿般的豪華魅力。大光明電影院建造於1928年，原址是卡爾登舞廳、皮鞋店、藥房以及六棟民宅。後來由捷克鄔達克（Ladislaus Hudec）設計改建為電影院，整座建築呈現著美國近代商業風格，影院外張貼著正在上映的電影廣告介紹。其中，《笑聲鴛影》歐美默片的一段有趣描述，或許可以讓我們一瞥當時電影投射出來的異國文化風景。電影介紹是這樣寫著的：「有皇宮貴族院、古代埠頭、大馬戲場、倫敦街道、皇室堡壘、郡主妝閣、貴家客廳，別有奇特之鐵女，仿自古籍，十分逼真。」（魏可風，2001）從外走過者，若不進去看電影，目視也可感受濃厚的西洋味。除此之外，走進大光明電影院，可發現影院內有兩層，並且配有現代空調設備，還有近2000個沙發座以及備有可資同步翻譯的「譯意風」。影院大堂即可見到寬敞的藝術風格空間，三座噴泉，霓虹閃爍的巨幅遮吊以及淡綠色的盥洗室，在當時可謂奢華的摩登空間（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88）。
西方殖民列強對上海城市租界建築與管理技術漸趨完備下，上海影院的蓬勃發展與城市搭起了一個現代視覺文化的場景，它不僅散溢著對現代性文化想像的欲望，也成了上海城市視覺文化的一種“奇觀”。不過，這種西方的大眾休閑娛樂形式在強調現代性物質性體驗的空間策略背後，卻隱含著西方殖民各國與被殖民上海之間依賴商品經濟、貿易往來所構築的空間支配形式。因此，上海租界空間散佈著一棟棟電影院建築，不僅是殖民者來此掏金、關乎經濟利益的產物，還涉及電影院的空間生產與消費過程相互作用問題。自然的，電影院內充斥的現代性物質所直接傳達出來的文化影響力，對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及物質文化亦有直接的影響。
3. 後殖民策略，老上海電影空間的文化營造
殖民之後長達四十年的上海歷史，很大程度上，停止追逐了半殖民上海令人媚惑的現代性產物。當然，殖民現代性電影院也包括在內。那些上海異域情調的事物，一夕之間變成社會主義中國，加以批鬥的對象。西方帝國資本家的剝削種種不是也是被不斷加以痛擊、詆毀的，於是反帝、反資成了一種普遍的意識和口號，在文革時期更是達到了沸點。可是，九○年代之後，再來回憶老上海時，歷經文革浩劫讓意識有了裂痕，進而模糊了對於老上海殖民的種種剝削，加上眼前美好新世界、新上海，更讓解凍後快速發展的上海，只有繁華和富裕可言，眼前一切似乎只有變得更好。
這種單純的樂觀，也讓老上海的記憶往往片面的加深對十里洋場的盛景，偶爾輕輕的閃過苦難、動盪的半殖民上海生活算是少有的了。正如學者王曉明在《懷舊遮蔽了真實的老上海》所說的，「人們一提到老上海，腦海裏就會浮現二三十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灘，豪華氣派的花園洋房，以及小資情調的生活趣味。」因此，「在九○年代初，上海出現的“懷舊熱”，…“懷舊”是一步步被整編成一個“熱”，一種時尚，最初它所包含的文化和思想的多樣性就被消解掉了。」如今看來，「對於舊上海的懷念在很大程度上其實虛構了一個虛假的舊上海，人們對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記憶是扭曲的，懷舊使得一個複雜的時代的記憶簡單化了、片面化了。」[6]
一片上海新都的懷舊氣氛，也順巧助長了國家進行老上海殖民影院的重新修舊、加以營造。目前，上海解放時所遺留下來的老上海影劇院52座，後經接管、合營，仍作為電影院使用的有30餘座。這些建國前留下來的影院大都是20~30年代期間建造的，多集中在商業繁華地區，其中租界上的建築十分講究，是國家在上海城市地景“大翻身”的年代，重要的電影院骨幹力量（吳貽弓等編，1996：23；594）。在今日看來，老上海殖民影院更成了這座城市一種珍貴的文化資產，城市文化。
3.1 文化翻轉：老上海電影院的懷舊模式
「懷舊意味著永遠得不到的東西，而在喚醒的過程中，過去必然被理想化。但不管是不是被理想化，人們仍然願意閱讀和寫作，因為懷舊是一個永恆的主題，而這座城市的過去，有著不斷被解說和想像的魅力。」
《上海摩登》（李歐梵著、毛尖譯：2001）
戴錦華教授在《想像的懷舊》一文寫道：「八九十年代以降，中國文化內部一個持續而有效的努力，是意識地構築造並強化一面＂西方＂之鏡，並持續地再這面魔鏡前構造著＂東方＂神話，那麼，懷舊情調的＂流行＂，便既是這構造行為中的一種，又是其對其構造物必須的＂誤讀＂與＂闡釋＂，一如任何一種懷舊的書寫，都並非原畫再現，作為當下中國之時尚的懷舊，與其說是在書寫記憶，追溯昨日，不如說是再度以記憶的構造與填充來安慰今日。」（戴錦華，1999：108）上海，無疑是這一波懷舊情調與時尚構築，逼近「原畫形象」作文化書寫，最徹底、最賣力的城市[7]。
這一波「老上海懷舊」狂潮，自然也提供了國家與民營資本在上海城市殖民建築空間文化營造上，豐厚的上海舊夢媒材創作，足以擬真式的「疊影」對位到都市文化場景之中。如果說，這場修舊、營造老上海空間的「動工」，剛好投合了知識份子與市井小民對老上海懷舊的迷戀風尚；它也順勢成了中國（政府）藉著重構上海，轉化為邁向全球城市的文化養分。這確實是場浩大的「想像工程」。在2003年中國《新聞週刊》（152期）一則〈“修舊”上海〉報導即敘述了這場大興土木的改造現象：「在1989、1994、1999年，上海市政府分三批公佈了優秀歷史建築名單，共398處，其中第一批61處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其餘337處為市級建築保護單位。它們分佈在上海的14個區，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這些建築除了包括如洋房、里弄這樣的居住類建築，占到總數的40%；另一部分就是如外灘建築群性質的商用樓，以及如教堂、倉庫性質的公用建築。除了上海外灘，還有如挪威式的馬勒住宅、哥特式風格的徐家彙天主教堂、文藝復興風格的法國領事館等等，它們都是代表性的建築。」上海市副市長陳良宇認為：「對許多與上海有歷史淵源的人來說，上海是一個讓人懷舊而依戀的城市。我們就是要挖掘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內涵，增強城市文化氣息，把回憶中浪漫的上海，真正變為現實中浪漫的東方大都市。」（丁塵馨，2003）[8]
同樣富有異國情調、殖民色彩的“老上海電影院”，也在一片老上海懷舊氣氛下給部分保存下來了，包括：第一批（1989）的大光明電影院（大光明大戲院）、南京大戲院（上海音樂廳）、美琪大戲院（美琪影劇院）、大上海大戲院（大上海電影院）；第二批（1994）的光陸大戲院、國泰大戲院（國泰電影院）、蘭心大戲院（上海藝術劇場）[9]。這一波波保護上海城市文化建築遺址的政策，與其說是：在目不暇給的城市變遷過程中，滋生了對老上海「當下戀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浪漫情懷，順勢助長了這股保存城市歷史建築強烈的文化動機，還不如更“有意識”的視為，是國家（政府）借用「懷舊模式」的力量，重新來作文化書寫，以俾使上海半殖民遺存的文化資產轉為全球化時代裡，中國新都上海迎向美好「新世界」的想像。
這股“懷舊感”的滋長，套用文化思想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說法：「現代人銳意尋回失去的過往，態度縱然是執著而徹底的；然而，基於潮流演變的規律，以及世代等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興起，我們今天要以懷舊的形式重現過去，道路是迂迴曲折的。」（F. Jameson著、張旭東編，1996：310）之所以曲折難走，無非是老上電影院如同老上海一樣，「已永遠失去且不能複製回來，不管用什麼方法。」（李歐梵著，毛尖譯，2000：313）目前可見的老上海建築風貌，若非國家（政府）與資本的介入、刻意的營造、俢舊、擬仿，那些已被灰塵湮沒承載著大量的歷史建築遺跡，將無法再度被推入眾人視野之內。有意味的是，老上海電影院所“凝固的歷史記憶”，不僅牽動著斷裂的上海半殖民歷史，還糾結者一段複雜的半殖民文化情感，使得它更帶有異域風味的感召。誠如戴錦華教授所指涉的：「上海，作為近代史上的重要“移民”城市，作為昔日的“東方第一大港”、“十里洋場” 、“冒險家的樂園”，作為當代中國史的潛記憶－一段必須通過遺忘來獲得書寫的歷史，便成為恰當而必然的發現。…在90年代的文化翻轉中，上海，壓抑並提示著帝國主義、半殖民、民族創傷、金錢奇觀與全球化圖景。」（戴錦華，2001：125）此時此刻，在一方面壓抑殖民歷史創傷，又一方面大量複製懷舊的商品、建築，以喚起蟄伏已久的老上海形象，國家（政府）與資本在此變動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的主導角色。對此，包亞明在《上海酒吧》進一步的詮釋到：「老上海懷舊更多地不是渴望回到某種熟悉的過去，而是進入與過去“形象”有著某種聯繫的未來；換句話說，即是上海在重新進入世界主義的過程中，是藉著老上海半殖民地時期的世界主義歷史景象，投射到自己未來的發展中去」 （包亞明、王宏圖、朱生堅等著，2001：138-140）。
因此，對於散佈昔日租界遺存的老上海電影院，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語境裏，能不能完成一次再現老上海影院“東方神話”？勢必也得進入“三○年代老上海電影院繁榮形象＂，以便對西方施展摩魅的吸引力。然而，那股背後強大的支配性力量來源卻是緊繫著國家與資本的意向。畢竟，並不是每一座老上海電影院建築，都能獲得優厚的資金與充分得到政府的支援，除非它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的消費出發，亦符合國家打造“新上海形象”所需。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國家與資本合力營造文化工程，有著後殖民理論對話的意義。
3.2 後殖民空間營造：時尚與懷舊的消費
3.2.1 時尚懷舊之地：國泰電影院
在一片老上海懷舊氣氛下，老上海電影院的修舊、營造又以有70多年歷史的國泰電影院的營造最為成功。「座落在淮海路與茂名南路交叉口的國泰電影院修繕後運營一年，便以年票房820萬一舉躋身全國電影院票房30強」[10]。然而，是什麼使得國泰電影院再次成為當代時髦的電影宮？那些標誌西方殖民霸權的影院建築印記、殖民符號，在此一個連貫的歷史過程中，國家（政府）又是如何解讀，採取何種態度？
依據後殖民理論的理解，國泰電影院的建立是「建築與城市計畫作為一種殖民主義的管理技術，可以說是形塑殖民現代性的一種重要手段。」殖民主義歷史與現代性同步導致的一種後果，讓「第三世界國家在脫離殖民主義之後的後殖民處境與後殖民性的表徵，出現一方面國家急欲於以一種現代化的表徵來呈現國家主權獨立的新氣象；但另一方面卻是在內在與文化上的失落狀態」（施長安，2004：21）這種失落感，來自於「殖民的歷史在後殖民的今天頑強遺留」。造成「後殖民性是一種獨立與依附相互糾纏、並存的中間過渡狀態。在獨立後的原殖民國家，殖民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與價值等級卻常常被維持下來，這種知識與價值的等級強化了薩伊德所說的「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裝潢門面的民族獨立不能掩蓋由殖民佔領導致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上的災難性後果」（陶東風，2000：6-8）。
然而，極富矛盾的是，國泰電影院所體現的殖民現代性歷史，不全然是一場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災難，它往往是好壞並存的。從國泰電影院的殖民歷史上探尋，一方面，昭示著西方的冒險家為了靠經營電影牟利，在上海集資籌建了國泰電影院。那充滿現代性空間的國泰電影宮，建築是採用西方裝飾藝術主義風格（Art Deco），鋼筋混凝土結構，外牆採用紫醬紅的泰山磚，白色嵌縫，其特色與錦江飯店同出一脈，屬法式建築；內部空間陳設，富麗堂皇，整個放映大廳（當時有觀眾席1081座）無立柱，影院冷暖空調及舞臺左右兩條豎立的燈柱，場內左右梯式直橫相間的萬盞燈光，交相輝映，加上放映首輪的英、美影片，時髦流行的象徵十足展現在國泰電影宮[11]。並且，“電影院的流行形象也把人們引向了一種全新的現代性體驗，構成了上海特殊的文化母體，也開創了一種新的大眾消費空間”（李歐梵，2000：87）。另一方面，隨著上海殖民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使得西方文明與流行文化直接關聯在上海一座座旅滬西人籌建的電影院。電影院暗示著西方殖民列強憑著強大的經濟、文化、技術文明的優勢，透過商業資本運作，導致城市空間與文化建構的改變，才能創造國泰電影院輝煌的歷史。同時，國泰電影院空間充斥著西方現代物質體驗、聲光化技術的驚奇，也意味著內藏著西方帝國不斷擴延霸權形式。更在想像層次上被視覺建築表面和內部空間展示，持續施加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優越性。
顯然，殖民權力話語在歷史和物質決定下，讓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關係緊密，呈現出國泰電影院既政治又時髦，既涉及資本主義式剝削又造就了上海電影業消費文化的流行。層層加疊的殖民與被殖民關係，使得國泰電影院在理論上解讀成一種西方霸權文化意識滋長的消費空間，西方文明物質隱含東方主義影響，或視為一種提供文學、藝術創作想像的場景，創造上海摩登文化的想像空間，都不難被理解。若進一步放在後殖民歷史語境檢視，可以見到，從1949年上海解放後開始，中國在解讀國泰電影院的殖民符號與其流行形象，也出現了前、後二種意識形態的分野，使得中國先後採取了兩種不同閱讀策略，造成絕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於“上海流行是負面的，對於左翼份子更視為是這城市的罪惡深淵”（李歐梵，2000：3）電影宮作為一種時髦的流行消費空間，自然是中國詆毀欲求改變的。因此，在中國社會主義壓抑城市發展的意識形態主導下，影院放映電影不再以消費主義掛帥，轉而偏向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及教化的功能，從而壓抑國泰電影院空間的流行文化想像[12]。到了七○年代文革時期，電影院的文化風景更在國家極左路線偏差下，呈現出單調、政治氣氛詭異的景象。上海知名作家王安憶曾回憶到：「曾經有一個時候電影院都關了門。不多幾日，便有些惶惶的了。先是聽說淮海中路貼了一張江青批判電影的大字報，…江青批判得仔細，每一部電影都拿過來慢慢地批，…批到末了，只剩下七部電影沒有問題。」（王安憶，2004：71）。國泰電影院也在此時改為“人民電影院”。
不過，半世紀過後，全球化結構下的中國在面對國泰電影院殖民符號和指涉意涵，產生了不同解讀方式。前章曾提及，因著國家意識不再貶抑上海城市的結果，使得中國一方面希望打造深遠的新上海城市榮景，興建一座座新式電影成，讓滯後的中國得以迅速趕上西方現代化、國際化的腳步；一方面則是在世紀末的上海懷舊熱潮持續蔓延、助長下，中國希望透過重新營造“三○年代老上海電影院繁榮形象＂，與新式影城共同交織成一片新上海影院榮景，從而投射到廣大的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發展上去。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隸屬於國家房管局的國泰電影院，在國家策動下清理了它的殖民建築外衣，除去多年來歲月積累的塵埃，更於內部全面大修改建，以促其符合時下潮流。在國家（政府）意志強力推動下，開始重新擁抱電影院作為流行娛樂形式的消費空間。
對此，在《生活周刊》一則題名為〈國泰換行頭 一個座位值兩萬〉的報導文章[13]，具體表明了這場修舊計畫是國家（政府）意圖重新賦予國泰電影院作為懷舊時尚之地，所進行的營造工程。報導文章開頭寫到：「雖然還未開業，兩張《黑客帝國》和《超膽俠》的大幅海報已經先聲奪人，與側牆上一張1932年開業時那張泛黃的海報放在一起，顯現出國泰曆久彌香的特殊韻味。」「自始至終，我們（國家政府與國家資本）都希望能保留老國泰的風格，建築風格傾向于歐式，再配合現代化的設施，達到一種懷舊和摩登相結合的感覺。改造國泰，上影集團投資1000多萬，是歷來投入最多的一次，而實際效果也令我們很滿意。」並且，在這場國家主導的國泰電影院的計畫中，有一點很特別，「為了保全和完善國泰電影院典雅、古老的歐式風格，聯和院線[14]還專門請來自美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等五家設計公司專門為國泰電影院的建築風格設計草圖。大門兩側古銅色的海報框、大堂四壁環繞的隕石燈廂、以及頂上兩個碩大的古色古香的吊燈……無不顯現出國泰古老滄桑又不失優雅的味道。中西合璧，新舊交替，相得益彰。……倘若將此次投資總額除以現有座位的話，那麼重整繁華蓄勢待發的國泰電影院，將創造一座（位）兩萬的坊間神化。」可見，這種創造性的國泰電影院「原畫復現」，還不僅是國家與民營資本的意圖聯繫殖民時期的國泰電影院形象，它更藉助西方設計師的巧妙裝點、修飾，以逼近東方好萊塢神話在西方所熟悉的電影空間中復活。
在國家（政府）有意識的政策保護與民營資本介入下，不但保有了西方裝飾藝術主義的建築風格，是與同在茂名路上法式情調的錦江建築群連成一體[15]。在國泰與茂名路錦江一條街，由北自南，「蘭心－錦江－國泰」不僅構成一片異國情調濃厚的殖民「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16]，在跨國時尚精品店進駐打理好的室內空間後[17]，形構出古和今、懷舊和文明，一種特殊的歷史想像空間。
外表遺留下來的殖民建築成了最佳的視覺屏障，借助巧妙再裝飾的手法，虛假的給觀眾一種穩固“老上海懷舊”的感覺。這種調和新舊上海的幻覺，卻在進入西方裝飾藝術建築外衣內裏之後，才有種如夢驚醒的感覺。時下的國泰電影院內部空間，已經被重新被“置換”成時下消費流行空間，而不復見張愛玲《多少恨》作品中所描述到的國泰電影宮場景：「現代的電影院本是最廉價的王宮，全部都是玻璃絲、仿雲石的偉大結構。這一家，一進門，地下室淡乳黃的；這地方整個的像一隻黃色玻璃杯放大千萬倍，特別有那樣一種光閃閃的、幻麗潔淨。」
走進國泰電影院的大門，入口處先是擺了一張「國泰歷史十年瞬間」的巨型海報，拼貼國泰電影院各時代圖像像是引領我們走入時光隧道，對老上海國泰影院進行欲望的凝視，並且毫不掩飾的昭示時下的國泰電影院已經在國家有計畫主導下再度復興。眼觀四周，目光先是被燈光點亮的橙顏色大廳所吸引，大廳原是國泰的穿堂，現已改為售票大廳及販賣部，另有獨立的觀眾休息廳，並與現代城市電影院同步，添置了符合潮流功能性的放映與現代設施。再仔細一看，“大紅燈籠高高掛”在販賣部頭上，像是特意嵌入的「中國風」裝飾。進門右側則是隔出了另一個時尚空間，牆面漆著上海慣用的暗沉紅色，門頭上寫著“POSH SHANGHAI”， 以標誌她既是時髦的、豪華的、漂亮的且是優雅的上海時尚精品空間，亦同時兼具老上海曾經引領潮流的前衛風格。內裏賣的是上海布料、盒子、物品，物質的質地雜揉了西方時尚風格與大量老上海文化本色。更往影院大廳走廊深入，可見一排由大片透明玻璃與貼滿海報燈箱所構成的長廊，隔著透明玻璃的空間，是現代化的美髮藝廊、是美甲工坊。美髮與看電影的組合，投射出某種動感的老上海懷舊風情，她們均是上海流行時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可追溯到三○年代西方婦女的燙髮傳到上海，於是在各種身分、各種年齡的女子都燙起了頭髮，愛美的上海女性對於當時燙髮用的電燙機沒有被嚇退，反而趨之若鶩，它的重要性如同上海俗話所闡意“噱頭噱在頭上，蹩腳蹩在腳上”，可見對上海女子來講多麼重要。燙髮對於時髦的女子來說，要去舞廳、餐館、電影院，或走訪親友、外出旅遊，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理髮店做頭髮（戴云云，2000：31）。在目前的國泰電影院不僅一併在空間出現，更因為影院二樓改裝成現代化的咖啡、茶、餐廳，於是交織共構出“一組由符號所喚起的時間記憶，「再製」了時間的基礎，進而複製出時代感覺（詹宏志，1996：26-27）。”
這種自我融合西方霸權熟稔的殖民符號，轉化為國泰電影院東方情慾的想像上，以便營造出一座西方再度回眸所熟悉的消費空間。它同時是全球化時代下：“中國自身在為西方訓服「他者」、定位「他者」，讓我們重新迷戀著上海殖民地文化，重新沾染那座國泰殖民電影院的摩登風采。這種後殖民調子可能又是西方的形象詭計。因此，國泰電影院的再次重現，不僅滿足西方情慾式的幻想，也創造了一次西方後殖民權力話語支配下的“新國泰電影院”歷史視野的視覺驚艷。”[18]如此說來，即使我們能夠以後殖民現代性邏輯，重新詮釋這場新局，是在國家（政府）主導計畫下完成三○年代老上海國泰摩登電影宮的原畫面貌。但是，這恐怕是另一場夾著中國現代化意識，重新運用西方殖民現代性符號，重構而成的“新國泰電影院”文化景緻。
不過，這一切自我「東方主義化」上海國泰電影院形貌的運動，不能忽略殖民歷史根存的問題。對中國而言，東方主義論述中所謂的「東／西」、「傳統／現代」等等二元對立邏輯，長久以來是中國現代化計畫糾纏不清的曖昧問題。然而，上海城市在此二元對峙當中，扮演著西方與東方之間，不斷折衝協調的混血城市。這使得，上海不但是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地帶」（羅剛、劉象愚，1999：89）她的混血城市性格，「在其他中國人眼中，尤其是傳統的北京人眼裡，上海既醜陋又沒氣質」（陳丹燕，2004：71）。因此，上海始終不等同於「純正」的中國（白魯恂著、劉青峰編，1994），但上海卻是中國想像西方的「對外窗口城市」。如今，國家與國家資本聯合西方設計師試圖透過複製、摹仿上海現代性「國泰電影院的殖民符號」，其實正是交纏在上海半殖民城市複雜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於是，上海成了中國與西方共同相互雜交、滲透的文化場域，並且在上海懷舊熱推波助瀾下，殖民建築遺存的國泰電影院，也成了國家（政府）與西方為共同協力營造、運作的文化場域。因此，這場大規模的空間變動過程中，國家是有意地透過創建性的虛構新的歷史深度，將重構的真實空間指涉在新中國主體上。
值得一提的，國家之所以能夠持續在後殖民空間營造中重寫歷史，很重要的是，九○年代持續蔓延未退的上海懷舊熱潮，提供了一個不斷與歷史對話、交流、協商的光譜。當帝國以戀物凝視姿態持續確認刻版的上海印象，維持“殖民凝視（殖民規訓）”的穩定性時。其實也在懷舊氣氛中，經由各種懷舊媒材創作、歷史重寫、開啟了歷史對話空間。因此，國泰電影院作為一種“懷舊題材”，重新被營造的文化空間，被重新想像的真實懷舊場景，其實不僅是在空間形式作攪亂、重新改寫，還在大量湧現的懷舊創作，反省性的重建上海國泰電影院之歷史感，重而成為新中國所營造出來的“明日”幻想空間。
郝建在《海上舊夢歸何處》一文中也提到：「一個舊日的上海其實是我們今天的想像的現實，更有可能的是，她裏面藏著些我們對明日的幻想。…為什麼在今天老老少少會不約而同地情懷舊上海，為什麼觀眾也跟著他們一起凝視那個聲名曖昧的舊上海。…為什麼只是在今天，舊上海那柔和斑駁的黃調子畫面才重新迷人起來。這都是商業社會鬧的。舊上海絕不僅僅關乎於舊上海，老百姓高屋建瓴一針見血眼明心亮地指出：這是新中國在懷念舊上海。」[19]郝建的觀點表明了，當今映入眼簾的“新國泰電影院”，其實是舊時代上海的輝煌記憶還在老百姓的心中，所以看見現在國泰電影宮的繁華景況，就好像居於歷史記憶的高度，認為上海終將回復到以往十裏洋場的盛世。有趣的是，老百姓歷史想像是選擇性的跳過了文革浩劫，中國主政下的社會主義時期，將先前富過的上海作一種未來發展的參照。這種「向後看」以作為「向前發展」的全新契機，其想像身份是指涉在新中國主體身上的。這意味著，普遍的老百姓也認為，中國新都上海的東方神話復現，如無新中國從中策動，這場浩大的修舊、營造工程將無法達成。
3.2.2 “置換”老上海電影院的營造
本節的最後一部分，試圖再以另一座老上海殖民影院的營造，證明老上海的修舊或置換空間，是呈現多元的文化再生形式。它使得後殖民文化翻轉策略呈現出多元而曖昧、戲擬卻極富能動力，構成創造性的毀滅及再生形式。
先引一段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懷舊的模式〉的觀點，以提供我們理解重回歷史的時代意義。詹明信以「懷舊電影」為例，說明在後現代情境中，人們往往在電影中透過戀舊的方式重回歷史現場，於今看來產生一種關係繁複的時代意義（廖炳惠，2003：179-180）。詹明信對於「懷舊電影」的文化論述，正符合老上海電影院懷舊營造的情形。他說：「懷舊電影從來不曾提倡過什麼古老的反傳統、重現歷史內涵的論調。相反，它在捕捉歷史“過去”時乃是透過重整風格所蘊含的種種文化意義；它在傳達一種“過去的特性”時，把焦點放在重整出一推色澤鮮明的、具昔日時尚之風的形式，希望透過掌握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衣飾潮流、“時尚風格”來捕捉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時代精神”。」他還提到：「懷舊的模式成為現在的殖民工具，它的效果是難以叫人信服的。」因為，「我們正身處文本互涉的架構之中，這個互文性（intextuality）的特徵，已經成為電影美感效果的固有成分，它賦予過去特性新的內涵，新的虛構歷史的深度。…這使得美感風格的歷史輕易地取代了真正歷史的地位。」可以說，「電影不是透過其自身的“藝術語言”組成“摹擬體”的世界，便是利用“拼湊法”重現一些昔日時光的陳腔濫調。…我們彷彿不能再正面地體察到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歷史關係，不能再具體地經驗歷史（特性）了。」（F. Jameson著、張旭東編，1996：310-312）對照國家（政府）營造老上海殖民影院的懷舊氣氛，亦是透過創建性的虛構新的歷史深度，頗富翻轉殖民意涵的，試圖以更大規模的“置換”工程，來重寫歷史，鬆動殖民歷史的地位。
然而，如何在上海懷舊氣氛下，確保殖民影院的文化營造，獲得積極性的歷史改寫呢？為了釐清這段重寫殖民現代性建築的歷史意涵，必須先深刻指陳：策動國家本身在對上海殖民建築遺存，潛藏的“歷史眼光”為何？前面章節曾提，由於中國與上海之間的歷史距離，是表現在「純正」中國和「雜種」（不純）上海的差異性歷史上。這讓中國往往將上海視為一個混血性格的「他者」。這個中國的「他者」惡的形象，是聯繫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他還是中國愛國主義者視為不恥的殖民城市。不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反省性的歷史距離雖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但卻是強調的重點與心理狀態變了”。這樣的變化也讓中國反身的現代性計畫，被有意地連結上面“上海的世界形象”，以投射在二十一世紀新中國美好的未來願景。更具歷史文化的眼光，強調的重點則是上海文明的形象[20]。
這段歷史意義的重申，將有助於我們在看待上海殖民影院建築重新營造一個反思性的觀點。如果說，國家（政府）透過上海這個既是西方也是中國的「混雜他者」，進行殖民建築干預，甚至“置換”空間的文化形式，以重構一個西方熟悉的文化場域，再現一個＂新東方上海＂神話；那麼，在持續構築的變動過程中，也在不斷扭曲、雜混了殖民建築的空間。這使得，在重回歷史的空間場景，卻在歷史遺存處處充滿破綻、裂痕下找不到原初的空間。同時，在上海懷舊浪潮推引下，透過持續“誤讀”、＂詮釋＂，動搖了西方掠奪者固著的殖民符號、霸權標記，從而在改寫了歷史變動過程中，重構了一個新上海混雜性空間。這是一種透過“模仿”、“再製”，進而潛入殖民歷史展開攪亂、顛覆，開啟一個持續對話的空間。這絕非是過分樂觀且正面的看待殖民現代性空間的重新營造。反而是本文企圖舉證在國家大舉翻修、改造上海殖民建築物過程中，有一種對抗或協商東方主義論述力量的關鍵要素。它是撼動東方主義「總體框框」一種後殖民語境的突圍實踐的能力。為了讓理論的開展得到進一步的證明。本文再以中國對殖民建築遺存之一南京大戲院（今日所見的上海音樂廳）的策動過程，提出說明。
首先從一段植基於南京大戲院的殖民性場景說起。三○年代南京大戲院能夠建成，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經過「戲擬人」手中完成。這類「戲擬人」扮演著中介西方和上海之間，建構影院十分重要的功能。稱之為「戲擬人」，無非是他們大多是受過西式教育或深受西式建築影響的菁英份子，不但因為建築事務與西方人來往甚密，同時，他們還穿梭、遊走在各類大小型殖民建築設計案裡。這使得上海近代建築，呈現中西合璧的現象，在里弄、教堂、學校、醫院、小住宅、辦公樓或在此所提的電影院等各類建築類型均普遍地存在這種現象（伍江，1999）。例如：在此舉例的南京大戲院（1928年）即是出自華人李錦沛、趙深合作設計的。其他另有，范文照事務所設計美琪大戲院（1941年）；華蓋建築事務所陳植等設計的大上海電影院（1933年）等，都或多或少經由「戲擬人」設計之手。
其中，南京大戲院作為實質殖民空間形式之一，它的物質地特殊性可在《舊上海史料》描繪中充分感受。史料描寫：「南京大戲院建築採用雷納桑古外式，外表極高尚美藝之致。穿堂大部分用大理石和人造石；樓上下各有休息廳，足容千人。場中地板，是採用一種混合物質製成，視之似堅，踏之則軟，走在上面絕無聲息；這樣，在放映有聲片時，觀客遲到入內時，可以不礙及發音。並且因為欲使影場宜於音浪的遍及，事前特將建築圖樣請美國西電公司修改使一牆一柱都合於有聲音浪。」（上海通社編，1998：552-553）在1930~1950年二十年輝煌歷史裡，「以放映電影尤其是歐美電影為主，並曾獲得美國福克斯公司、雷電華公司和米高梅公司的新片放映權，是上海灘一流的電影院。同時，在上世紀初還是默片時代，它獨特的建築和舒適的內環境外，一流的伴奏、配音的音響效果，也為它後來改為上海音樂廳埋下了“巧合的伏筆”。」
「1950年，經過公私合營，中共建政避諱改北京電影院。1959年，北京電影院正式改名為上海音樂廳。」（任海傑，2004）[21]然而，這段輾轉變動的歷史過程，雖有意識的蓋上一層政治色澤，以淡化殖民色彩，但國家並未大舉干預建築和空間形式，上海音樂廳僅是一種國家作為功能性的文化空間，還未出現積極性的“模仿”或“戲擬”重寫動作。因此，若說改名後的上海音樂廳真正為國家重新作了空間佈局、精心設計，被國家有意地連結在自身主體上，應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一次“置換”的營造工程，才有關鍵性的歷史意義。
這個“偷天換日”的“置換”過程，在動工一開始即不假言詞的以暗寓的手法，昭告世人：「2002年8月30日，上海廣播交響樂團在上海音樂廳原址演奏完《告別了，我的愛！》主題音樂會後，年逾古稀的上海音樂廳暫停了它有些嘶啞的絲弦商呂，脫卸下它有些骯髒的舊衣衫。」（洪恩崇，2004）[22]“告別”意味著對那些令中國人可恥的殖民上海的墮落、腐敗形象永遠割斷；萌生“愛意”，無非是對時空移轉，老上海電影宮的摩登、繁華形象，心生懷舊的傷感。在國家策動計畫下，「把重達5650噸的上海音樂廳，整個建築物整體抬起，平移66.47米，並且將室外地坪抬高了1.5米；這場大陣帳，共動用了59只千頂，歷時十四天，投入資金遠超過預計的8000萬元人民幣，甚至超過建一座高檔次新的音樂廳的價錢」（丁塵馨，2003）。不僅如此，在上海音樂廳的室內，透過保護原有建築風貌和空間內部的裝飾，再製、模仿了原有的文化風格（洪恩崇，2004）。
這場中國主導的現代性計畫，是告別了殖民者壓迫的悲情、割斷罪惡的形象（殖民者往往透過各種支配被殖民者形式，從而獲得殖民現代性空間的文化生產與再生產）；重新在詮釋和改寫上，強調時髦、流行、文明的一面，並在心理機制上，透過劇烈的視覺攪亂，戲擬式的一方面對物質表面的模仿、拼湊、重整了種種原有殖民建築的美術風格（大理石立柱、漢白玉石階、羅馬式調、鏡框式舞臺、包廂外側的浮雕裝飾、金碧輝煌的穹頂），使西方視覺性的接受這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異域空間；另一方面，則是在殖民現代性主體缺席的狀態下，有意識的在重製殖民者的文化、空間形式之時，因著誤讀、詮釋，使得雜交時刻產生了混雜性，進而瓦解了固著的殖民權威。最終在懷舊浪潮中持續不斷的重寫、改寫或虛構歷史深度下，重構出現存的上海音樂廳空間，一個指涉在新中國主體身上的真實空間。就在上海音樂廳正式落成後，一場名為《回來了，我的愛！》的盛大演出，凸顯出這文化的根不但被順勢嫁接到“懷舊”浪潮中，成為一種“重回舊夢”的召喚力量；並在國家（政府）實際大動作的置換、挪移工程，確立了上海音樂廳的新歷史面貌。它是在新時代上，為國家實踐空間轉換後，再次賦予上海舊夢全新意義的文化空間。
4. 結論
第一、關於老上海電影院的殖民性與其文化意義上，一方面上海電影院對於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及物質文化有著直接的影響，它同時開啟了殖民時期，一種新的大眾娛樂休閒空間、時髦的流行文化。另一方面，上海電影院的視覺建築表面和內部空間展示，使得想像層次上，持續施加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同時，殖民影院建築還標誌著西方霸權的展示，意味著西方冒險家來此掏金、關乎經濟利益所生成的產物。
第二、國家（政府）為了拔除那個被視為腐敗、墮落的半殖民劣根，一方藉著政策與資金的掌控，讓殖民建築影院的視覺宣讀參雜了中國國家意志。另一方，浩大的改造工程在修舊與置換變動之間，是在國家（政府）精心設計、規劃下重新改寫了空間，國家成了這場上海殖民影院營造的主宰者。這讓本是西方炫燿的殖民現代性建築電影空間，在國家佈局下作了一個文化大翻轉，轉而被視為是新中國所一手主導、策動下，才能建立起來的一個全新的上海電影院殖民建築，以逼使昔日西方殖民的靈魂退化為一件掛在建築身體之外的風衣。
第三、上海懷舊熱不但提供了一個營造殖民影院不斷與歷史對話的交流、協商、翻譯中介空間。在各式懷舊創作、書寫下，助長了這場國家策動的營造工程，向世人視覺性的展現誘惑的身體，成了人們驚嘆的視覺空間體驗。更在重寫歷史、空間變動過程中，將重構的真實空間指涉在新中國主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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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鑄九認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一詞，賦予理論的意義，指涉：沒有主體性之現代性。這也就是主體（Subject）缺席之殖民現代性（夏鑄九，2000：61）。
[2]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的餐廳（Grand Cafe），盧米埃兄弟製作的影片，以光線投影方法首次公演，打開電影史的第一頁。
[3]文化的滲透尚包括觀影心理層面的接收，以及殖民對被殖民者的教化。例如：最初在上海茶園的放映影片的內容如：《俄國皇帝游巴黎》、《馬德里名都市街》、《西班牙跳舞》、《騎馬大道》、《印度人執棍跳舞》、《以拳術賭輸贏》．．．等等（程季華，1997：8）。當時前來觀影的人們，對於電影投射出的「異國」、「異色」感到驚奇，這不僅是自身相對外來文化辨識上所產生的差異，更是對初次經驗到西方電影放映技術為之好奇。相伴的，在歐美影片輸入中國的同時，中國的風俗、文化景物，也開始成為歐美殖民帝國電影內容的重要資源。如《1896-1955年美國銀幕上的中國與印度的演出》一書記載，愛迪生電影公司曾於1898年派一名攝影師到香港和上海拍攝風光，攝製發行了《香港商團》、《香港總督街》、《上海員警》、《上海街景》等6部短片（李亦中，2004：96）。電影對觀影者來說，不但潛藏了文化意識滲透的危險，也同時擴大了文化想像空間。同時，這種文化想像的深遠擴充，還具體表現在“電影院空間＂的建築、裝飾、設備與設計等物質文化上。因此，電影院在上海的興起，也就形塑出難以想像的現代性經驗與殖民遭遇。
[4] 1926年8月，有聲電影在美國問世。4個月後，美國製作的有聲電影即傳入上海。
[5] 1925年，上海已有140餘家電影公司，30年代，80％的中國電影出自上海。
[6]王曉明、李雪林（2002)。〈懷舊遮蔽了真實的老上海〉，《文匯報》。（收錄於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193536.htm）
[7] 這一方面可歸咎於九○中期以來的上海，透過國家與民間資本對城市景觀空間的改造，重新還原了部分三○年代老上海的形象，以再度喚起西方人對於上海的觀感與香港、台北等老上海記憶。另一方面，三○年代老上海的形象構築，更在城市流行文化生產機制助長下，使得這股熱潮鋪天蓋地的蔓延開來（李政亮，2005）。
[8]丁塵馨（2003）。〈“修舊”上海〉，《中國新聞週刊》（152期），2003/10/20。（收錄於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3-10-23/1/2430.html）
[9]上海城市規劃，《優秀近代建築保護單位名單》報告。（收錄於http://www.shghj.gov.cn:8080/gh/zcfgsub.php?nNodeId=26&curNodeId=104&layer=1）
[10]李光一，《解放日報》〈國泰電影院修繕一年後躋身票房30強〉，2004/7/1。（收錄於http://www.news365.com.cn/wxzt/wx_wenhua/shyyt/pyxgbd/t20040927_232391.htm）
[11] 參見國泰電影院，網址：http://www.hotcinema.com/zsi/sub3/cathay/info.htm
[12]國泰電影院的史料即描述到：「1949年上海解放後，影院門口“國泰大戲院”的英文招牌改為中文。….. 解放50多年來，國泰電影院先後舉辦“亞洲電影周”、“蘇聯電影周”、“朝鮮電影周”、“中外電影精品電影展映”、“優秀京劇影片回顧展”、“優秀國產影片彙映月”等活動，還多次舉辦“觀眾見面會”、“新片首映式”、“新片新聞發佈會”等。近二十年來，國泰電影院與總參三部駐滬軍代表室攜手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每年舉片辦敬老愛老專場、殘疾人專場、學生專場、社區專場等，多次被評為全國、市、區雙擁模範先進單位。」因此，中國社會主義主導下的電影院主要功能是國家倡導民族精神與教化文明的文化場域，娛樂消費雖有，但和三○國泰電影院作為摩登電影宮相比，顯然呈現兩樣完全迥異的文化景致。
[13]鈕鳴鳴，《生活周刊》〈國泰換行頭 一個座位值兩萬〉，2003/6/26。（收錄於http://www.why.com.cn/epublish/gb/paper8/962/class000800055/hwz160215.htm）
[14]“上海聯合院線”隸屬於國家媒體集團中被批准成立的上海文廣集團分支出來的一個事業單位，最高的指導單位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15] 1994年開始，“歷史保護建築”脫離了文物管理委員會管理，而交由上海市規劃局和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簡稱房管局）管理，使得“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割裂”，於是國泰電影院這類歷史保護建築，失去了過去文物保護的約束和限制條件，在配合“開發性保護”的口號下，歷史建築空間轉趨向資本主義市場消費為出發點來作運用（丁塵馨，2003）。
[16]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公約〉（1972）一章中提到，「文化遺產」包括：紀念物、建築群、遺址的界定方式，其中「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被認定為，因為建築風格、同性質或地景尚位置而群集在一起之個別或相連的建築物。另外，「國際古機與歷史地點保存與修復會議」中所撰寫的「布拉憲章」（Burra Charter），則參照類似的評定準則，定義遺產為具有「文化顯著意義」的建築物、場所或地方。「顯著的」或者「具有顯著的文化意涵」，則是依舊質化判斷，是以某種文化標準下的協定來決定（David Throsby著、張維倫等譯，2003：92-93）。於此看來，殖民建築群不僅蘊含，帝國殖民築跡的烙印，它的保存更意味著是專家或精英份子所賦予的文化價值。
[17] 座落在淮海路與茂名南路交叉口的國泰電影院，進駐許多跨國時尚精品。報導指出：「五年前，在上海只有20到30個奢侈品牌的消費店，而現在在南京西路的茂名路到華山路之間已經聚集了近900個品牌，其中國際品牌有460多個，而世界著名的品牌有130多個。」（林衫，2005）
[18]援引學者張碩武在《尋覓舊上海：後殖民時代的神話》一文中的觀點。張碩武認為，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往往在學習西方重新進行上海書寫過程，不知不覺步入中國在為西方訓服「他者」上海的可能（張碩武，1995）。
[19]郝建（2001）。《銀海網》〈海上舊夢歸何處 讀舊上海題材影視作品〉，2001/5/26。（收錄於http://www.news365.com.cn/wxzt/wx_wenhua/shyyt/pyxgbd/t20040927_232391.htm）
[20]知名上海歷史學家熊月之曾發表〈近代上海形象的歷史變遷〉一文指出：「鄉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華。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惡。文化人看上海，卻每每看到的是文明。」「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動在上海，視上海為文明的淵藪，文明的導線，文明的出張所，為未來中國的希望。」（熊月之，2005）如今，二十一世紀中國強調上海的文化形象，很大的程度上即是文明的形象。
[21] 任海傑，《新民晚報》〈上海音樂廳的前世今生〉，2004/9/26。（收錄於http://www.news365.com.cn/wxzt/wx_wenhua/shyyt/pyxgbd/t20040927_232391.htm）
[22]洪崇恩，《文匯報》〈上海音樂廳中看又中用〉，2004/9/10。（收錄於http://www.news365.com.cn/wxzt/wx_wenhua/shyyt/pyxgbd/t20040910_211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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